法治号
但深入研究政法工作各环节发现，一些执法不规范问题、判罚争议仍然存在，夹杂疫情防控等多重问题，舆论存在微词。为科学获取公众对于司法公信力、法治获得感的综合性评价，法治网舆情中心从2021年收录的699起政法网络热点事件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166起进行定量分析，归纳出2021年政法网络舆情的总体特征以及应对情况，为各级政法机关提供工作参考。
总体特征
1. 地域：中东部地区压力不减 西部地区舆情有蔓延之势
（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中央政法机关舆情地域编码为“全国”）
2021年，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舆情事件波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比2020年的26个有所增长，舆情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具体来看，河南省舆情数量居于首位，占比超一成，远高于其他省份。其中，安阳“狗咬老人”事件、南阳两少年杀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等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浙江、河北、江西、北京、陕西等五省各有舆情事件9起，并列第二。例如，浙江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事件、杭州警方通报林某斌事件，河北唐山货车司机自杀事件、家长疑因“反映学校食堂问题”被刑拘事件，江西少年“反杀”案一审宣判、上饶涉疫宠物被“无害化处理”事件，北京警方刑拘吴某凡、航天投资公司董事长打人事件，陕西西安司机猝死车内被贴罚单、西安地铁保安拖拽女乘客事件等，都引发舆论热议。此外，通过对比往年数据，2021年新增宁夏、西藏、青海等地舆情，河南、河北、江苏、湖南连续四年舆情数量排名前十，表明中东部地区舆情压力不减的同时，西部地区舆情也有蔓延趋势。
2. 系统：公安法院两系统舆情多发 跨系统舆情持续增多
从系统分布来看，公安系统舆情占比连续两年降低，但仍为政法舆情最为多发的领域。具体来看，突发案件、执法问题仍为公安系统舆情主要类型。法院舆情数量较上一年稍有降低，数量仅次于公安，居于第二位，判罚争议为法院系统最主要类型舆情。检察院、政法委、司法行政等领域舆情占比较上一年度稍有波动，但整体变化不大。此外，由于政法舆情的复杂性持续加强，跨系统舆情比例自2019年以来连续上涨。以河南安阳“狗咬老人”事件为例，该事件本是狗伤人的日常纠纷，但由于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失守，舆情最终在媒体监督下爆发，并在发酵过程中衍生出“当地检察院涉嫌违规退查狗主人诈骗案”的次生舆情，多个政法机关被拖入舆情漩涡。
3. 层级：市县两级承担大部分舆情压力 区县级舆情烈度增大
从舆情事件涉及的政法机关级别来看，舆情压力主要集中在区县及地市级别，总计占比超八成。其中地市级占比为40.8%，反超区县级，成为舆情多发第一梯队；中央及部委级别占比4.1%，省级占比14.8%，乡镇及以下占比为0.7%。地市级舆情事件中，关注度较高的有湖南长沙货拉拉女乘客坠车死亡事件、深圳警方辟谣网民被下“迷药”事件等；区县级舆情关注度较高的包括江苏灌云县女辅警敲诈勒索案、四川成都成华区49中学生坠亡案等，舆情烈度日益增大。此外，中央及部委级别舆情增多，最高法、人社部联合出台典型案例明确“996”严重违法等政策发布类舆情较为典型，舆论观点多为正面。
4. 来源：网络媒体、微博仍为政法舆情主要“策源地” 报刊影响力下降
2021年，网络媒体与微博仍为政法舆情最主要的“策源地”，自两平台初步曝光进而发酵的舆情事件数量占比超55%。发酵于短视频平台的政法舆情占比自2019年以来出现“两连涨”，仅次于网络媒体和微博。相比之下，源自报刊、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的舆情占比持续减少，尤其是源于报刊的舆情大幅减少，数量占比自上一年度的17.3%锐减为7.8%。
分析认为，上述变化与传播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微博、短视频等平台为普通网民提供发声渠道，“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环境以及此类平台的交互性、裂变式等传播特点促成了舆情多发。而媒体方面，网络媒体凭借时效性强等优势，逐步超越传统媒体在舆情发酵中的影响力，通过及时跟进微博、短视频平台的网络爆料，并发掘其他多类型政法领域选题，成为政法舆情的重要来源之一。
而微博、短视频以及网络媒体在政法舆情发酵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完全割裂。不少经由微博、短视频等平台发布的网络爆料，通过媒体的报道和跟进，迅速发酵为全网关注的热点事件。比如，辽宁大连一男子驾车冲撞行人、南京男子在新街口伤人案、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等传播过程中都出现了“网民+意见领袖+媒体”的合力。
此外，来自政务网站的舆情事件数量占比较2020年大幅提升，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2021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全面推进，政法干警因违纪违法被纪委监委通报情况增多；二是中央政法机关发布与社会热点相关的规定引发较大关注；三是来源于裁判文书网的舆情热度不减。
5. 爆发时长：舆情发酵节奏整体较快 旧案复燃比重升高
从舆情爆发时长来看，2021年与2020年的整体差别不大，从事发到舆情发酵的所用时间依旧偏短，主要爆发时长都集中在7天以内，占比累计超六成，其中1天内爆发的舆情事件比重远高于其他时长的，达到45.5%。由此可见，在以移动社交媒体为主要传播途径的时代，信息传播速度不断提升，舆论节奏也被持续压缩。例如在网民“辣笔小球”侮辱戍边英烈一案中，其违法言论一经发布便遭到网民谴责，事发后不到12小时，个人微博被禁言，当天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央媒对此事发表评论，次日当地警方就对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进行通报，事件从发酵到处置仅用一天左右的时间，进展速度很快。此外，与2020年相比，2021年中舆情发酵与事发间隔1至3年的事件占比翻番，达到7.2%，如北京“教授状告知网侵权案”在获得新进展之后再度引发关注，说明无论案件是否已经闭环，只要争议尚存，舆情就仍有复燃的风险。
6. 起因：恶性刑事案件敏感度高 离婚类民事纠纷舆情风险大
从舆情涉及的事件类型来看，166起案事件中，涉疫情防控的有8起，占比4.8%，内容涉及疫情防控执法、防疫工作模式等方面的讨论，如河北秦皇岛曾发生不配合疫情检查致防疫工作人员死亡案，检方提前介入；江西上饶处理涉疫宠物引发争议等。
涉法舆情事件158起，占比95.2%。由刑事案件引发的舆情占比最高，达38.0%，其中恶性刑事案件占比24.7%，一般刑事案件占比13.3%。治安案件、民事纠纷、违纪违法通报引发的舆情分别占比22.2%、13.9%、4.4%。民事纠纷中，涉及婚姻问题尤其离婚的案事件同比较多，如福建连城县法院发出首张“离婚冷静期通知书”、湖南女子5年4次起诉离婚均被驳回、全国首例家庭劳务补偿案宣判等。政策发布、公共安全事件引发的舆情分别占比3.8%、3.2%。此外，教育等行业乱象波及政法机关的舆情占比2.5%，其他舆情事件占比2.5%。
7. 类型：判罚争议、执法问题是主要舆情类型 网络谣言类舆情占比增加
从舆情类型来看，责任主体分为三个层面：涉及政法单位的舆情占比74.1%，涉及政法干警个人的舆情占比12.7%，涉及单位和个人的复合舆情占比13.3%。
涉及政法单位的舆情中，判罚争议、执法问题、突发案事件占比最高，分别为19.9%、19.3%和12.7%。同比2020年，三类舆情分别占比17.9%、15.4%和23.7%。其中，判罚争议和执法问题占比有所升高，政法机关的执法司法行为受到舆论更严格审视。而随着舆情工作模式日臻成熟，突发案事件引发的舆情数量占比有所下降。值得关注的是，网络谣言、司法文书错误这类之前占比较少的舆情有所增多，分别为3.6%和1.2%。
涉及政法干警个人的舆情中，违纪违法、不当言行、非正常死亡仍是主要类型，分别占比5.4%、4.2%、3.0%，同比2020年，三类舆情分别占比7.1%、3.8%、0.6%；不当言行和非正常死亡类舆情占比有所升高。
涉及单位和个人的复合舆情中，执法问题、违纪违法、判罚争议、不当言行、失职失察分别占比4.2%、3.0%、2.4%、1.8%、1.2%，其他类占比0.7%。与2020年相比，执法问题同样占比最高，这类舆情中，政法干警个人执法规范问题上升为单位失察的情况最为常见。
舆情处置
1. 舆情复杂性加剧 政法机关舆情回应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
在纳入统计的166起舆情事件中，政法机关主动通报案事件调查处置或审判结果、公布干警违法违纪情况的共18起，占比10.8%；在舆情爆发后进行主动回应的有107起，占比64.5%；主动通报与主动回应两种主动作为的舆情事件合计占比75.3%，较前两年虽略有回落，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最终有处置结果的舆情事件116起，占比69.9%，较去年有所下降，但相较于2019年仍提升11个百分点。总体来说，政法机关舆情回应及引导意识较高，但在持续跟进处置结果公开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此外，本年度有39件舆情事件引发次生舆情，占比23.5%，同比增长明显。这一类舆情比重自2019年持续增加，侧面说明网络舆论生态复杂性日益加剧，提示政法机关在处置时注重把握好时、度、效，避免舆情长时间发酵引发次生舆情，进而加大应对引导难度。
2. 追求回应速度和回应效果相统一 两微平台为舆情应对主要阵地
在有回应的125起舆情事件中，3日内作出回应的事件占比达86.4%，表明政法机关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回应速度。与2020年相比，12小时以内有回应的事件数量占比下降了3个百分点，12至24小时回应的事件数量占比则有明显上升，达到23.2%，1至3日内回应和3至7日回应的事件数量占比分别为13.6%和6.4%，较2020年出现小幅波动。分析具体案例可以发现，政法机关并没有一味追求回应速度的提升，而是更注重回应效果，以免置身于草率应对所带来的负面舆情“反噬”风险。
从回应渠道来看，官方所依托的发声渠道更为集中，有超过六成的舆情事件是借助两微平台做出回应，占比较2020年进一步提升；依靠媒体报道进行回应的比重为29%，较上一年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以官网发布作为回应渠道的事件略微增多，占比8.1%。目前来看，大多数回应主体之所以选择自有渠道主动做出回应而非采取第三方转达的方式，是因为一方面集中的内容公开明显提升了回应的权威性，避免被多方转述造成信息误差从而导致内容被公众曲解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社交平台直面公众质疑，与舆论达成直接有效的沟通，对接网民“舆论监督”的参与期待，以便更好化解舆论争议。
从回应主体来看，与2020年相比，由涉事部门进行回应的事件数量占比有所增加，达到62.9%，表明涉事主体主动作为的积极性有所提升；而上级主管部门介入回应的比重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侧面反映出涉事部门舆情应对能力在逐步精进，能够较为及时遏制舆情扩散和波及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级主管部门的应对压力。同时，第三方回应的事件数量比重也略微提升了约2个百分点，显示出不少舆情事件呈现复杂化特征，牵涉主体逐渐多元化并且覆盖多个领域系统，这对部门间的协调衔接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政法机关内部多主体回应的情况稍有减弱，相关案例所占比重较2020年减少了一半以上，为4.9%。
3. 首次回应平息率仍较低 跟进处置日益常态化
在125起作出回应的舆情事件中，首次回应舆情即平息的占比22.4%，仍有追问的占比50.4%，受到批判的占比27.2%。具体分析发现，公众对舆情工作的要求不断升级。除了满足知情权的事实引导，情感引导的需求明显增加。在一些敏感舆情中，政法机关仅通报事实细节难以取得良好效果，还需搭配合理的释法说理才能平息舆情。
在首次回应未平息的舆情事件中，处置率较2020年有所上升，超过六成得到跟进处置。在处置主体中，与2020年情况不同的是，涉事部门所占比重上涨了16.8个百分点，达47.6%，由其直接跟进处置的事件如“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和“航天投资公司董事长打人事件”等均是由涉事公安机关跟进解决，有效防止舆情升级或蔓延至其他政法系统。多主体跟进处置的事件所占比重为24.6%，在部分较为复杂的舆情事件中，由第三方配合回应是当前舆情处置较为有效的方法。
4. 舆论总体满意度处于中间水平 跟进处置对于提高满意度效果明显
从舆论满意度（测量采用5分制：5代表“非常满意”，4代表“较满意”，3代表“一般”，2代表“较不满意”，1代表“非常不满意”）来看，在有回应的舆情事件中，满意度平均分数为3.02，略低于2020年的3.26分。中间部分选项“较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占比较高，分别为24.8%、28.0%、27.2%，合计达80.0%。
在有回应的舆情事件中，部分处置部门做出了进一步处置，舆论满意度高于一般水平。这部分事件中，满意度平均分数为3.25，“较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占比更低，而“较满意”“非常满意”占比更高。这反映出，在舆情事件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一次回应常常不能满足舆论需求，只有把握节奏、跟进处置才能获得更高的满意度。
来源：《政法舆情》2022年第4期
作者：法治网舆情中心舆情分析师 付萌 靳雪林 任静
编辑：彭晓月 李思彤
编辑：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