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在政法舆情方面，一“大”一“小”特征明显。一方面，重大突发案（事）件明显增多，涉及公共安全、敏感案件等多方面，各地政法机关遵照依法办理、舆论引导、社会面管控同步推进的工作原则，及时破获案件，依法处置涉案人员，在舆论引导方面也表现出扎实功底。另一方面，涉政法舆情整体下移，因政法机关自身小问题所引发的舆情也呈多发态势，涉事部门则表现出不愿直面问题的消极态度，舆情应对的敏锐性、积极性不高，甚至形成“烂尾”舆情，任凭政法公信白白被耗损。而“霸座”“车闹”等小事件则上升到用法治规范的高度，并在全社会形成共识。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从2018年发生的政法舆情事件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12起案例，依据舆情应对能力模型进行评估，从时、度、效三方面点评涉事部门的舆情应对工作，形成经验榜和警示榜。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希望通过剖析个案处置的经验教训，为政法机关提供舆情应对策略和方法参考，助力舆情应对处置能力的提升，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经验榜之一：陕西米脂“4·27”学生遇袭案
【事件概览】
2018年4月27日18时许，陕西榆林市米脂县第三中学门口发生恶性砍人事件，多名学生在放学途中遭遇袭击，嫌疑人被当场抓获，事件共造成9人死亡，10人受伤。米脂县政府在事发两小时后发布第一条情况通报，米脂公安在事发三小时后通报嫌疑人作案动机，系“曾在该校遭欺负，记恨学生，遂持匕首杀人”。此后，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三级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应对，持续发布案件处置进展的动态信息，发动爱心人士献血、及时调派专家进行心理疏导、部署矛盾隐患排查工作、跟进案件侦办等各项实体工作也有序推进。4月28日，米脂县人民检察院即依法决定对该案嫌疑人赵泽伟予以批捕。5月28日，榆林市检察院对嫌疑人赵泽伟故意杀人案提起公诉。7月10日，榆林市中院一审判处被告人赵泽伟死刑。9月27日，赵泽伟被依法执行死刑。
■ 应对评点
在这起引发全国震动的突发校园安全事件中，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三级政府部门，在案件处置中始终遵循依法办理、舆论引导、社会面管控同步进行的舆情应对流程，推动舆情平稳降温。首先，米脂县警方在事发后快速侦破案件，检察机关也迅速介入并批捕嫌疑人，后期的公诉、审判、死刑执行等司法流程衔接紧密，将依法办理的要求贯穿案件处置全过程，向公众传达出法律严厉打击犯罪、保障社会安全的决心。其次，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在事发后动态发布案件信息，对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一一作出回应，将舆论引导权牢牢掌握在官方手中，有效避免信息真空期谣言带偏舆论的可能。再次，为安抚社会恐慌情绪，陕西省、榆林市在事发次日对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进行了大排查大整治，这些实体管控措施在稳定当地群众情绪的同时，也向舆论场展示了当地直面问题并着力解决的态度。
■ 经验·教训
当前，社会利益多元化日趋明显，公众心态更加复杂，一些对社会不满的人，容易产生报复社会的极端心理。一旦这些极端心理转化为现实行动，往往会因为手段恶劣、危害公共安全甚至造成惨重伤亡而引发舆论震动。有鉴于此，政法机关在处置此类带有报复社会色彩的案件时，需将实体处置放在首位，在依法办理的基础上，对事件发生原因、细节做到详尽掌握，不给公众留下处置不力的负面印象。其次，加强舆论引导聚拢公众目光。在事件发生后，政法机关要成为舆论议程的设置者，根据舆情发展态势和舆论关注焦点，持续发布信息，同时要防范自媒体变成造谣传谣的“重灾区”，及时管控网络信息。最后，完善治安防控和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加强对无业、前科等特殊人群的管理，有针对性地排查隐患，同时疏通诉求表达渠道，防止风险从线上转移至线下。
经验榜之二：江苏“于海明正当防卫案”
【事件概览】
2018年8月28日，据网传出监控视频显示，27日21时许，一辆宝马车在变道过程中与一电动车发生剐蹭后引发打斗，其中一名黑衣男子从车内取出一把刀挥向骑车男子，不慎刀落后被对方夺刀追砍倒地。有网民指出，事件发生在江苏昆山。当日18时37分，昆山市公安局官微“@昆山公安”发布警情通报证实此事。通报称，电动车主于海明和宝马车主刘海龙因交通问题发生口角，继而升级为持刀伤害，致使被害人刘海龙死亡。通报迅速吸引舆论聚焦，有关于海明行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讨论热度空前高涨。同时，刘海龙疑似涉黑组织“天安社”成员、多次入狱减刑、获见义勇为表彰等“传奇”经历引发追问。9月1日，昆山警方发布通报，认定于海明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昆山市检察院亦肯定警方处置符合法律规定。舆论对此结果高度认可。此后，媒体、专家等纷纷进行释法引导，昆山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现身央视阐述定案依据，警方执法视频也首度曝光，进一步引导了舆论走向。
■ 应对评点
该案被舆论称为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合理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里程碑”式案件，能获此殊荣，离不开当地公、检部门扎实的实体处置和舆情应对工作。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及时通报案情，主动回应关切。在舆情喧嚣的关键当口，昆山警方趁热打铁发布两千余字案情通报，从当事人情况、案件事实、定性依据等角度对案件一锤定音，还对被害人涉黑、车辆来源等次生舆情给予回应，快速厘清舆论纷争。昆山检方表现同样亮眼，从舆情初始主动通报，到案件结果公布后“应当优先保护防卫者”的专业解读，再到后期舆论引导阶段的副检察长上电视“现身说法”，检方动作基本实现案件处置流程的全覆盖，并且与公安机关调查互为印证，增强了通报结果的权威性，令这起轰动一时的舆情快速归于平稳。
■ 经验·教训
“于海明正当防卫案”影响下，云南、内蒙古等地陆续曝光了多起类似的“反杀”案件，媒体多冠之以“某地版‘昆山反杀案’”，吸引舆论将其与于海明案进行对比。2018年12月，本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指导案例，办案检察官王勇获评“CCTV2018年度法治人物”，这意味着该案处理结果对类似案件有了更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海明正当防卫案”带来的巨大辐射效应之下，政法机关需要思考，如何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既合理参考本案情况，又能明晰不同个案的差异，引导舆论跳出“此类案件都适用正当防卫”的简单认知。因此，政法机关在处置类案时需在尊重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依法办案，以扎实的证据还原案件全貌，为公众讨论划定法律界限，指明理性方向；另一方面需加强舆论引导工作，除了及时公布案件事实、调查结果及理由等详细信息，还要第一时间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出现的不实信息进行澄清，回应舆论质疑和关切，牢牢稳控舆情走势。
经验榜之三：浙江女孩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案
【事件概览】
2018年8月24日，20岁的浙江女孩赵某在乘坐滴滴顺风车从乐清去永嘉途中，被司机钟某强奸杀害。25日，乐清警方发布通报称，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随后，微博大V“@张洲”爆料称，当地警方接警后动作迟缓，致使赵某错过救援时间，消息引发网民哗然。26日凌晨，温州警方发布详细通报，称警方曾三次向滴滴索要嫌疑人信息被拒，并回击“警方称没车牌号和司机电话就不立案”等传言。之后，广东、湖北、浙江三地警方重拳出击，行拘多名在QQ群、微信群辱骂遇害者赵某的涉案人员。8月28日，钟某因涉嫌抢劫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被乐清市检察院批捕。2019年1月4日，本案在温州市中院不公开审理，目前尚未宣判。
■ 应对评点
对比2018年5月发生在郑州的滴滴司机杀害空姐一案，本案的舆情脉络明显更为复杂，对警方的舆情处置考验度更高。乐清警方甫一发布案件通报，就立即有微博大V将矛头对准警方，质疑其“不作为、漠视生命”。舆情愈演愈烈之时，温州警方在舆情应对“24小时黄金期”内介入，以图文并茂形式澄清警方处警不及时的网络质疑，有力扭转了舆论场中不利风向，公众对案件的讨论逐步趋于理性。此后，不论是公安部与交通运输部约谈滴滴，还是浙江等各地警方行政拘留散布辱骂受害人的涉案人员，均营造出政府部门严打违法犯罪行为、保障公众出行安全的态势，促使舆情平稳过渡。此外，政法自媒体表现可圈可点，例如“基层警务”介绍山东烟台公安“视频报警”微信小程序、乐清办案民警写给受害者的一封信在网络流传等做法，起到了平复恐慌情绪，提振社会信心的功效。
■ 经验·教训
近年来，网约车车主在履约、运营过程中实施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案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冲击公众心理防线，引发社会恐慌。公众寄望于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部门能有效防范、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因此，政法机关处置此类案件时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一旦出现闪失，极有可能将自身置于舆论围攻的被动境地。本次舆情应对的成功示范为化解此类舆情提供参考：在个案层面上，政法机关需发现舆情后快速启动应对预案，跟进线下行动、舆论引导、善后处置等多方工作，全力解除舆情危机；从社会面来看，政法机关还需关注网络舆情投射出的社会痛点，在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也要展开联动执法，从排查安全隐患、封堵监管漏洞、出台相关细则等方面寻求解决方案，从根源上避免此类悲剧再度上演。
经验榜之四：重庆突发公交车坠江事故
【事件概览】
2018年10月28日12时许，重庆市公安局万州分局官微“@平安万州”通报称，当日10时许，一辆大巴车与一小轿车碰撞后冲破长江护栏坠江。随后，《新京报》等媒体将事故原因归咎于轿车女司机“逆行”，大量网民对“肇事女司机”展开人身攻击。当日18时许，“@平安万州”再发通报称，事故原因系“公交客车在行驶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击对象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后冲上路沿坠江”，舆情发生反转。当日，国家应急管理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派员赶赴现场，全力指导协助地方做好人员搜救等处置工作。11月2日，重庆官方召开新闻通气会称，据车内黑匣子监控视频显示，事故原因系乘客刘某与司机互殴致车辆失控所致，两人互殴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涉嫌犯罪。此后，重庆多部门联合召开全面加强公共交通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应急管理部召开党组会议要求完善公交车、长途客车驾驶员安全防护设施。
■ 应对评点
纵观该起事件，重庆官方表现出较高的舆情素养，从实体处置到信息发布，都做到了有序开展、及时公开，有力引导舆论讨论向理性方向转移，推动舆情平稳降温。从时效性角度看，重庆当地政府部门在事发2小时内通过警方官微发布首份情况通报，8小时后给出事故原因结论，压缩了谣言滋生空间。事发当日，多部委组成的部际联合工作小组进驻现场指挥，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并联合媒体同步发布动态信息，将舆论的关注点转移到救援工作。同时，重庆官方借助主流媒体将救援队伍作为报道主角，通过正面人物的塑造和事迹的宣传，对冲舆论负面情绪。最后，重庆官方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了事故原因，重庆市多部门联合召开工作会议，出台措施全面加强公共交通安全稳定工作，从实体工作层面安抚和缓解舆论的焦虑恐慌情绪。
■ 经验·教训
在突发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各地政法机关已经具备成熟的处置经验，舆论引导工作也可圈可点，重庆官方在该起事件中的突出表现正是典范。值得关注的是，该起事件的曝光让“车闹”这一现象引发大量讨论，如何惩治“车闹”，保障公众人身安全成为热议话题。从此前媒体报道的多起类似事件处理结果来看，一些干扰公交司机正常驾驶行为并未受到严厉处罚，还有法官表示，司法实践中被告人被判处缓刑的比例较大，难以形成社会警示效应。对此，全国各地同步展开行动，多起司乘冲突案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刑，各地完善公交车、长途客车驾驶员安全防护设施，形成了严惩和防治并举的局面。在此情境下，相关部门需在社会面进行相应调整，实现个案处置与问题反思的同步，如立法机关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此类事件的处罚方式和尺度；执法部门要严守法律边界，强化刚性执法，让“车闹”现象不敢任性。
经验榜之五：两男子抗战遗址拍日本军服照被行拘
【事件概览】
2018年2月20日，微博网民爆料称，两男子穿着仿制的二战日本军服和“装备”，在南京紫金山一处抗战碉堡遗址前拍照并上传网络。此事曝光后立即引发众怒。南京警方迅速开展调查，22日晚，南京警方分别在四川达州，江苏句容将违法行为人抓获，并以两人构成寻衅滋事，分别予以行政拘留15日处罚。舆论普遍认为处罚过轻，并反思相关法条缺位。随后，该事件爆料网民表示自己被“人肉”，遭到“‘精日分子’反扑”，后威胁爆料者的男子被南京警方抓获，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之后，微信公众号“环球网”发文对“精日”群体进行深度调查，揭露了QQ群中隐匿的“精日”群，以及“精日”分子为侵华日军“洗地”、有组织的宣扬军国主义口号等极端行为。“精日”一词成为舆论场高热词，舆论纷纷谴责这一群体的无底线行为，讨论如何用法律手段进行警示和震慑。
■ 应对评点
南京是“精日”违法事件的主要发生地或指向地，从事件处置来看，南京警方在获得舆情线索后均迅速反应，抓获违法当事人，依法予以处罚，同时向社会通报案件详情、法律依据和处置结果，获得了舆论普遍支持。而且，对于“威胁爆料者”这种舆情分支也主动出击，不留遗患，做到舆情处置的前后贯通，全面周全。总体来说，南京警方在实体处置和舆论引导上同步发力，为今后同类事件处置树立执法标杆，对“精日”群体或其他侮辱国格尊严、伤害民族情感的行为形成有效震慑。
■ 经验·教训
“精日”伤害的是国格和民族尊严，冲击的是社会和民族的底线。但因为此前这一领域缺乏立法，警方也只能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寻衅滋事行为”，对“精日”分子进行处罚，这显然不足以惩戒类似行为。舆论也多有不满，并呼吁从立法层面对“精日”行径予以严惩。为回应社会关切，2018年11月23日，《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获江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批准，同年12月13日开始实施，其中对多种“精日”行为明令禁止，违反者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立法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堪称近年来地方立法的一个典范。
南京市的地方立法工作解决了执法依据困境，但对于其他各地政法机关来说，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治理“精日”违法现象还需要加强日常工作力度，及时发现网络上散布“精日”等不法言论的违法线索，依法惩处涉案人员，明确严肃惩戒的立场。
经验榜之六：湖南沅江12岁男孩弑母案件
【事件概览】
2018年12月2日，湖南沅江12岁男孩吴某因不满母亲管教太严，被打后心生怨恨将母亲用刀杀死。之后，吴某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被当地警方释放。此事经《新京报》等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吴某后续安置问题成舆论焦点。对于亲属想将其送回学校的想法，当地居民和各地网民均表达激烈的反对态度，担忧吴某再犯罪，并要求对其采取强制管教措施。部分专家和学者围绕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展开讨论，如探讨是否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建议建立比较完备的教育矫正体系、收容教养机制等。12月13日，当地宣传部透露，吴某已被带离原生活环境，由监护人及公安、教育等多部门对其进行定点监护管理。其亲属表示，吴某被送往长沙一家机构接受为期三年的管束教育。
■ 应对评点
此案因牵扯未成年人弑母且不知悔改，引发舆论极大的愤怒和担忧。而行凶者因未达法定年龄被无罪释放，更是刺激了公众的敏感神经，舆论担心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为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保护伞”。回顾当地公安机关的处置，不追究未满14周岁的犯罪人员责任，在法律上并无不妥之处，但在舆论看来，“一放了之”的背后是警方和教育部门的懒政怠政。而民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他这么小，我们不可能把他怎么样”言论，也表明警方在执法工作中较为被动。面对舆论的不满和指责，当地公安、教育等多个部门采取行动，最终让事件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相关结果的通报也起到了平息争议、安抚人心的作用。
■ 经验·教训
据最高检报告显示，在当前法律框架内，对于未成年人的一般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往往会作出撤销案件、释放行为人等处置，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逮捕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机关不予批捕的情况超过三成。这一情况反映在舆论场上，就是多起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却不担责的案件不断搅动舆论场，加深了司法实践处罚太轻、不能起到惩戒作用的舆论认知，致使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屡屡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因此，这类案件若处置不当，由此带来的负面情绪累积，将会持续消解司法公信力。
此次湖南沅江弑母案件中，公安机关等部门在舆论呼声下，妥善解决吴某的后期管理问题。这表明，政法机关处置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尚有主动作为的空间，可通过积极、主动作为规避舆情风险。政法机关在处置具体个案时，亦可转变工作思路，以积极的姿态协同跟进后续的非刑法处置措施，同时进一步做好案件进展和结果的动态发布，以确保实体处置的有始有终，从而达到摆脱“机械司法”的窠臼，逐步修复司法公信力的效果。
编辑：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