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机构暴力伤害事件频发 舆论呼吁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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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4-24 10:12:12

    编者按:特殊教育是对有特殊需要的未成年人进行旨在达到一般和特殊培养目标的教育,而从事此类教育的机构则被称为特殊教育机构。近年来,发生在特教机构的暴力、伤害事件有多发的趋势,戒网瘾机构更是此类伤害发生的主要场所,引发舆论热议。而如何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强化监管则是讨论较多的内容。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通过选取相关热点事件进行分析,以问题为导向,为有关部门舆情应对、实体处置方面提供参考建议。

    

【舆情综述】

 

    2016年,随着山东临沂网戒中心电击治疗网瘾事件被拉回公众视野,以戒除网瘾、残疾儿童康复为名的特教机构成为舆论热议的对象,由此出现的暴力虐待致人伤亡等情况,无不刺激着公众神经,拷问着人性底线。20168月,一篇关于山东临沂网戒中心电击治网瘾的文章在朋友圈迅速传播,将曾以“电击疗法”戒网瘾而受到舆论关注的杨永信和已被叫停的“电击疗法”再次拉回公众视野。面对舆论压力,临沂市卫计委公开回应,称经专家调查,该中心采取的“低频脉冲治疗”与网上热议的“网瘾电击治疗”不同,合乎规范。之后相关舆情逐步回落。

    与临沂网戒中心电击治疗网瘾不同的是,江西豫章书院等一些以教育专修名义从事戒网瘾训练的特教机构,对参加培训的学员采取关禁闭、体罚等暴力管理方式,并造成人员死伤的严重后果。这其中,安徽合肥一戒网瘾特教机构将参加培训的未成年人打死;豫章书院被曝学员因不堪非法囚禁、殴打而做出吃肥皂、喝洗衣液等自残行为。这些学生被暴力虐待的惊人遭遇,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如何监管特教机构成为舆论热议焦点。

    此外,江西、北京个别针对残疾儿童的特教机构,也被曝出老师长期采用暴力方式虐待聋哑儿童、自闭症儿童的情况,舆论愤怒之情屡屡见诸网络。以下为20168月以来,舆论关注度较高的六起舆情事件及相关处置结果。

 

【舆论观察】

 

    从20168月至今,未成年人在特教机构受虐待致死致伤事件频繁曝光,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舆论场中的各方声音也经历了一个从愤怒到理性的变化过程:从一开始呈现出的震惊和愤怒,到呼吁立法的声音占据舆论主流。具体来看,目前舆论场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观点:

 

认为行业监管乏力导致类案频发

    多数媒体分析认为,监管乏力是特教机构暴力伤害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如人民网认为,监管乏力主要体现为执法缺位,事件发生后,没有专项检查,也没有联合执法,更别说主管部门的雷霆行动。中国新闻网则认为,长效监督机制的缺失也是监管乏力的体现,不少违法康复机构被查办、取缔后,休整一段时间又卷土重来,仍无人监管。此外,《工人日报》认为,监管乏力的第三种表现是主体不明确,教育、民政、工商、劳动保障多部门各司其职造成了监管盲区,给学员利益留下了巨大隐患。

    

建议推进立法完善制度建设

    部分专业人士建议在制度层面加以完善,如首都医科大学卫生法学系副教授刘炫麟认为,目前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对特教机构虐待伤亡事件的规定是缺失的,因此建议由相关部门联合出台法律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确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职责和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衔接,实现“无缝监管”。针对康复类特教机构虐童乱象,刘炫麟建议完善法律对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未成年人特殊权益加强保护,针对《精神卫生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困难进一步出台细则,使法律规定落到实处。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郑雪倩也提出,建立企业诚信体系,发生事故、被吊销经营执照的公司将不能再次执业。此外,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程永波呼吁加快特殊教育专项立法,保护特殊人群受教育的权利,将此类问题的治理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呼吁涉事家长转变教育观念

    部分观点认为,家庭教育观念是造成此类悲剧的直接原因。相较于家长的“谈网瘾色变”,有专家认为,现代孩子的“网瘾”最多只能算作是对网络的过度索取,不能当成精神病来治疗。《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也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把孩子送到“网戒中心”进行治疗,是家长落后的教育观念在“作祟”。“腾讯评论”在对多起案例进行分析后,谴责一些家长只是希望学校能够用“惩罚”的方式来代替自己管教孩子,以达到他们所要求的“听话”标准。中国新闻周刊曝光“豫章书院事件”时,也发文指责很多家长在了解到孩子的遭遇后,仍表示“不相信”,甚至写联名信,感谢书院的酷刑“打醒了孩子”。

 

【问题解析】

 

1. 国内特殊教育需求大 官方机构无法满足需求

    近年来,国内特殊教育市场正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而这主要源于国内需要特殊教育的青少年群体日趋增多的现实状况。其中,被家长认为“沉迷网络”“行为不端”以及具有身体、心理残疾的“问题少年”成为特教市场的主要生源。然而,目前来看,国内对这些“问题少年”、残疾人进行矫正和康复训练的官方机构整体数量较少,并不能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这就促使一些民间资本涌入,各类打着“戒网瘾”“康复训练”旗号的培训学校、康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这些民间机构建立的目的是盈利,“让人听话”是主要目标,教育、矫正不良行为的重要工作反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2. 事后处罚震慑力不足 相关法律法规存空白

    在上述部分案例中,虽然事发后政法机关对伤害未成年人的施暴者处以从刑事到行政不同的处罚措施,但这种处罚仍属于一种事后处罚,缺乏事前、事中的法律监管。而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还在于,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系列法律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实施细则。此外,对于“网络成瘾”是否属于精神疾病,国内外医学界尚无定论,这也就导致在此方面的法律规定处于空白。20171月,国务院法制办曾就《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一处明显的变化就是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虐待、胁迫等非法手段从事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活动。但这部可以积极规制特教机构乱象的法律目前尚未通过全国人大审议。

 

3. 行业监管涉及多头 如何监管尚不明晰

    如果说,针对特教机构乱象的法律法规尚显不足或存在空白的话,那么批准这些特教机构成立的部门如果能够尽到监管职责,也能一定程度上遏制这些乱象发生。但现实情况是,批准这些特教机构的部门涉及教育、民政、工商、劳动保障、卫生等多个部门,也注定了会产生多头管理下的监管盲区,使得一些特教机构一直游走在灰色地带,甚至出现无证非法办学、办业务的情况。此外,这些监管部门也缺乏强有力的执法权,导致受训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遭受侵害时难以得到有力保护。

    

4. 事发后调查取证难 违法成本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六起案例中,仅有两起案例政法机关对施暴者处以刑事或行政处罚,其余四起的处罚措施仅为停止招生、终止办学、开除涉事教师等。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部分涉事特教机构在事发后被叫停,来自不同地区的学员被家长带走,给政法机关留下取证难的窘境。而一些施暴的特教机构甚至对培训学员施以各种威胁,导致遭受暴力的学员不敢向外界曝光自己的遭遇。因此,在特教市场暴利面前,这些较低的违法成本就无法成为阻碍,一些不法机构改头换面之后又卷土重来。

 

……

(全文阅读请参见《政法舆情》2018年第14期)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 车海星 王淳 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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