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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律师
发布时间:2020-09-27 10:56 星期日
来源:两高律师事务所

作者:庞红兵

最近有媒体盛情邀请我写一篇关于法律方面的文章,可能考虑我是老律师的因素吧。思虑再三,感觉虽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又不知道怎么下笔。说起法律,可能各有滋味在心头,太复杂了,不宜说些什么,作为执业28年的老律师,我只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什么是律师。

有人认为律师是天使,代表公平正义,应维护法律的尊严,代表弱小者的利益,与公权力斗争;有人认为律师是替坏人说话的,个别律师就是骗子,收钱不办事。那么律师到底怎么样?按照《律师法》第二条的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根据这样的定义,律师就是为当事人提供法服务的人,是一种社会职业。因此,他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当然律师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中介,他有较高的道德要求,按照律师法第二条的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些要求不应该理解为律师的本质属性,其实是附随的道德义务或者要求。

律师这个职业在我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我我刚进律所的时候都是国办律所,属于司法局,当时律所使用的是警车,所长配的有公务枪械,穿的是警服。后来律所改革,脱离了司法系统,成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再后来就变成了合伙所。

执业28年来我也从河南许昌到上海、在到北京,对律师这个职业的感受是五味杂陈。律师不能直接代表公平正义,但能间接维护公平正义;尽管律师队伍中不乏害群之马,但绝大部分律师是在兢兢业业的为当事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服务。作为律师需要细心、同情心、更需要有基本的法律功底。

律师需要细心

1994年,许昌一家理发店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一名姓李的年轻人手持一把仿真手枪,对他的同伙喊道:“把这个娘们绑起来。”那个被称为“娘们”的人是理发店老板,那个持枪的人后来成了我的当事人。

那天,在看守所会见过当事人回到家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对小李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从身份证上推算1994年11月24日,小李正好年满18岁,而作案时间恰好在11月23日晚上。如果小李在24日零点前作案,其作案时就属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反之就是成年人。于是,我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二次再次来到了看守所。

“抢理发店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时候去的?”我问小李。

“吃过饭不长时间就去了。”小李答。

案发时是冬天,结合案发时的情景和中原地区的天气情况,我认为案发时间为24日零点之前。为此,我专门走访了当地气象部门,他们认为11月份的时候,中原地区天黑一般在下午6点左右,而一般吃饭时间大概在天黑。我把情况向检察院提出之后,检察院经核实给法院发了一封说明小李年龄情况的函,认为案发时小李不满18周岁。

最终,小李被作为未成年人受到了从轻处罚。判决下达之后,判决结果在当地引起不小的反响。当地数家媒体以《抢劫犯,一个小时后年满18岁》为题对案件做了报道。

2012年5月30日,我接到了一名当事人打来的电话。

打电话的刘先生是一名在京城打工的建筑工人,他告诉我自己刚刚收到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的《撤销案件决定书》。作为刘先生的辩护人,我知道这意味着一度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限制人身自由且可能判处重刑的刘先生和他的一名兄长,彻底恢复了自由。

半年前的一天,刘氏兄弟惹上了一场“人命官司”。那天早晨,在一处屋内干活的哥哥随手把一截塑料管扔出窗外后,引起了一位差点被砸中的工友的不满。为此,两人发生口角并升级为动起手来。在同一个工地打工的弟弟闻讯赶来帮忙后,“寡不敌众”的工友转身向外奔跑。奔跑之中,工友慌不择路,掉进一个4米的深坑中并因脾脏破裂失去生命。

事件发生之后,刘氏兄弟被民警带走。在案件侦查期间,我成了刘氏兄弟中弟弟的律师。了解案情后,我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刘某的追打是否有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我向办案机关提出尸检问题,他们认为有必要就同意了司法鉴定,结论是:脾破裂失血过多导致死亡。于是,我立即向办案民警提交了关于死亡因果关系的《法律意见书》,阐明了被告人的追打行为充其量是双方之间的互殴行为,刘某并没有要致工友死亡的主观故意或者过失,追打并不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此事属于意外事件,最多按民事侵权处理。与此同时我向办案机关递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不久,刘氏兄弟被取保候审。一个多月之后,他们就收到了办案机关的《撤销案件决定书》。

律师需要同情心

2008年1月5日清晨,在萧索的寒风中,河南籍农民张仁义由于不明原因,在其工作的泉州市鲤城区游泳协会值班室死亡。他的妻子闻双全得知这一噩耗时,看着自己家徒四壁的出租屋和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女,一向坚强的她瞬间感觉“天”踏了。

在丧夫的悲痛中,闻双全托人找到了我,希望得到法律上的帮助。

2008年1月17日,我接受了张仁义家属的委托,从北京赶往泉州市了解案情。

在调查中我发现,该游泳协会是在鲤城区民政局注册成立的社团法人,注册资金只有3万元,也没有其他财产,属于松散型的民间组织,这意味着赔偿事宜将困难重重。而在家属与游泳协会就赔偿事宜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矛盾被进一步激化。

我的调解几次陷入僵局,不过我并没有放弃。1月19日、20日,他利用周六日的休息时间撰写了一份长达5000字的“法律意见书”,情辞恳切,有理有节。意见书中对本案的法律适用、工伤认定、尸体检验、责任划分、游泳协会是否应承担责任等关键问题作了回答,并提出了解决建议。

为了引起当地领导的重视,我分别向鲤城区委、区政府、政法委、信访局送达了“法律意见书”。当时临近年关,各部门工作都很忙,调解局势却没有明显好转,死者家属非常着急。

22日晚8点多,几位死者家属找到我,个个满脸愁容和无奈。他们表示,哪怕对方拿出3万元把后事办了,让死者入土为安也好。家属无奈的目光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一个律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使我的勇气复燃,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此事处理好——为了弱者,为了民工,也为了化解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

8天时间,我不辞辛苦,多方奔走,耐心做工作。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月25日,鲤城区政法委召集游泳协会、民政局、信访局、办事处、公安局召开了关于此事的联席办公会,会上我全方位的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会议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会后游泳协会已筹集了5万元,鲤城区政府也通过各种渠道筹集了两万元。游泳协会还在电话中对他表示:“对张的死亡我们表示同情,愿意在优惠的条件下安排死者家属到游泳协会就业。”

闻双全在得知这一消息的那一刻,再也无法抑制眼中的泪水,哽咽着对我说:“我和小孩一辈子忘不了你,你帮了我们家大忙!”

律师需要基本功

2003年某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马鞍山市某公司经理尚某500万元经济合同诈骗案。作为尚某的辩护人我提出了尚某的公司具有经营钢材的主体资格、尚某在客观上已经履行部分合同义务,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该案属于合同纠纷而不是合同诈骗案的观点。在公诉机关认为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主动要求补充证据。

法院第三次开庭的时候补充的证据竟然是政法委的调查报告。我提出了该组织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侦查机关(办案机关),无权调取证据,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的观点。该案历时近四年,后该检察机关主动撤销指控,尚某被无罪释放。如今尚某扔在经商,并把多个北京的朋友介绍给了我。

2005年,我接受上海理工大学一位女大学生家属的委托为其女儿辩护。这名女大学生的同学几乎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由于无法抑制对笔记本的渴望,她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将同宿舍的同学调离,然后撬开一名同学的箱子把笔记本拿走,为了掩盖现场,她最后在宿舍放了一把火……

这位女大学生当时面临了盗窃罪、放火罪两项指控,而案发时正值上海市“两会”期间,一时舆论纷起,这种压力令该女大学生感觉前景暗淡,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接受委托后,我展开了调查,通过阅卷、会见,我发现是该女大学生在侦查机关第三次询问时,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而当时侦查机关只是怀疑其犯罪,但并没有事实证明其犯罪,女大学生存在自首情节。为此,我向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出了犯罪嫌疑人的主动供述行为应该视为自首的问题。检察院接到我反映的情况后,非常重视,让我写一份详细的说明材料交上。徐汇区检察院还主动打来电话,邀我一起讨论论证案情,并且最终在其起诉书中认定女大学生为自首,女大学生因此得以从轻判处3年有期徒刑,还适用了缓刑。

说起我的从业之路,倒是从“受辱”开始。

1992年夏,我到了律师事务所工作。一天,我在河南省禹州市一家小旅馆里看卷宗。我一边看,一边把证人名单记录了下来。那时,法院开庭证人几乎都不出庭。

卷宗里记录的案情,是一块因相邻的宅基地引发的刑事案件。一名身高不足1.6米的男子因被指控踢伤了一名身材高大的女子胸部,面临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追究。接受男子家人的委托之后,我分别找和男女当事人身材相仿的人做了模拟,结果显示男子无论如何也无法踢到女子的胸部。为此,他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可以为当事人洗脱罪责。

这起故意伤害案,是我当律师之后承办的第一起案件。然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律师生涯刚起步,就遭遇了一场羞辱。

案件开庭时,当我念到证人姓名时,立即遭到了审判长的制止,他的理由是:在农村取证很难,不能念出证人的姓名,否则以后没人作证。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认为不念出证人名字怎么质证?结果我坚持念出了证人的名字。结果,在庭审结束后,审判长很不客气地对他说:“你得给我写悔过书!”

面对强势的审判长,我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就在我陷入困境不知该如何解围时,法庭里瞬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后来,我向法庭写了“悔过书”。把“悔过书”交到法院之后,他在小旅馆里憋屈了一夜,第二天“灰溜溜”地离开了禹州市。后来得知,向法庭提交证言没有出庭作证的那个人是被打者的亲属。

庭审结束后,我为之辩护的那名亲戚被判了刑,我自己也因那份“悔过书”成了一些律师的取笑对象。

目前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经过法庭质证并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人保护制度也得到了初步完善。”

现在想来这件既可笑又可恨的事情,在当时对我的刺激很大。就这样带着屈辱误入此门,至今28载,期间风风雨雨,冷暖自知。律师,一种职业而已,没有高大尚,也绝不是骗子,对其评价既不能拔高也不能贬低,客观就好。

因此,我最想说的是,律师既没有特权,也没有枪炮,他靠自己的知识、智慧而生存。近年来,律师“无端”被抓的事情时有发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律师也是弱者,起码谈不上强者。

(作者:庞红兵,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suming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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