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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变化解读
发布时间:2020-08-27 16:02 星期四
来源:兰台律师事务所

作者:李雷勇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新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由于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发布以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各类金融企业和非金融单位、民间人士等社会各界纷纷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意见和评论。本文从司法实践角度出发,重点就该新司法解释的实质变化部分进行归纳整理,以飨读者。

一、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长期以来,民间借贷的高利率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道德风险一直为民间和学界所诟病,套路贷、校园贷、裸贷、暴力催债等各种问题层出不群,因民间高利贷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刑事案件也大幅度上升,民间和学界要求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呼声越来越高。最高院及时顺应民意,在本次司法解释修订中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年化24%和年化36%[1]的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统一调整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大幅度降低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以2020年8月20日发布的LPR为例,该天发布的LPR为3.85%,则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为3.85%*4=15.4%,相较于原来的24%和36%,明显大幅度降低。同时,考虑到我国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的历史沿革[2],确定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作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有助于人民群众对此标准的理解和接受,也体现了司法政策的延续性。

二、废除自然债务保护区制度

在《2015年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年化利率24%和年化利率36%两条线,年化利率24%以下部分为合法的完全受法律保护的部分;年化利率24%至年化利率36%部分所形成的债权债务为自然债权债务部分,这类似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债务,债权人向法院提出保护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务人已经自行履行的,则无权要求返还;年化利率36%以上部分为完全不受法律保护部分。这在民间俗称“两线三区”。最高院当初的制度设计,本来是想更好的体现和尊重民商事案件中的“意思自治”原则,但实践中事与愿违,出现了诸多为实现债务人自动履行自然债务的表象而自力救济甚至暴力催款的不良社会现象,因此,最高院在本次司法解释修改中删除关于24%-36%之间自然债务保护区的制度(2015年司法解释第31条[3]),事实上直接规定以民间借贷合同订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为司法保护的上限,将“两线三区”制度调整为了“一线两区”模式,LPR四倍利率以下为合法区域,受法律保护;LPR四倍利率以上为非法区域,不受法律保护。

三、无约定情形下的逾期利率不再规定统一标准

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院在确定年利率6%的标准时应该是参考了涉外案件特别是国际贸易案件处理过程中的通行做法。但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我国资本市场融资成本实际上远远高于6%,这导致很多债务人宁愿违约承担每年6%的违约责任,也不愿意主动还款,6%的固定违约金制度不仅不能体现法律制度的惩戒性,也不利于倡导和形成诚实守信的商业文化。另外,6%年利率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完全覆盖债权人的实际经济损失,不利于债权人利益保护,客观上形成了对守约方的不公平。基于此,本次修订将上述条款调整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放弃了6%的统一逾期利率规定,将实际损失的计算标准交还给了个案,既回归了维护守约方利益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也完全符合我国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填补原则”。

四、明确职业放贷人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对于职业放贷人,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4]角度出发,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事实上是一直予以否定的,但由于职业放贷人的身份在实践中很难确认,导致各地法院出现了大量职业放贷人通过司法途径起诉债务人的案件。最高院早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019年7月,最高院联合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制定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情节严重的职业放贷行为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5],而关于职业放贷行为的民事效力,《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纪要》)第53条中明确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各地法院事实上也在通过统计数据排查职业放贷人[6]。但《九民纪要》在性质上属于司法政策而非司法解释,仅能作为各地法院裁判案件的参考,而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本次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修订,直接规定职业放贷人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归入无效情形之一,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技术问题,同时对于规范金融市场和民间借贷行为具有非常好的引导和示范效应。

五、加强了转贷无效的认定标准

《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引入的“转贷无效”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巨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很多企业如建筑施工企业在存在银行贷款或向其他关联企业借款情形下不可避免地在运营过程中会产生对其他企业借款的情形,过于严苛的转贷无效制度会对很多正常合法经营的企业造成巨大的负面伤害。而且既然认定民间借贷有效,将转贷行为认定为无效缺乏法理上的依据。但最高院可能考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整体要求和当下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突出民间借贷以自有资金和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这一特点,在本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修改过程中,不但没有削弱转贷无效制度,相反加强了这一领域,具体体现在,《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一)款对于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的,删掉了“高利”和“借款方明知”的要求;第(二)款向其他盈利法人借贷或向职工集资又转贷的,删掉了“借款方明知”的要求。事实上,最高院在《九民纪要》第52条[7]已明确规定对“高利转贷”进行了限缩解释。最高院本次修改意味着当事人民间借贷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可能性和风险大幅度增加,将来的司法实践效果如何,还有待于时间和案例来考证。

总之,本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修订废除了年化24%-年化36%之间的自然债权保护区,大幅度降低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明确否定职业放贷人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加强限制转贷行为,同时将本应个案决定的逾期利率归还给个案,还规范了《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不规范的语言表述,依据《民法典》统一了对民事主体的称谓,整体上属于一个顺时应求的高质量的司法解释。

注释:

[1]《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1991年8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2015年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4%的年利率实际上也是将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作为考虑利率保护上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央行货币政策司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2月以来至2012年7月的10年间,尽管贷款基准利率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总体维持在5%~7.5%的水平内,基本保持在6%左右。则依照“四倍红线”的计算原则,民间利率的最高限制为24%。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规定:“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

[4]这里的法律禁止性规定来源于1998年国务院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2011年修订)第四条,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的活动是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属于依法应当取缔的范畴。

[5]201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一、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前款规定中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贷款到期后延长还款期限的,发放贷款次数按照1次计算”。

[6]2019年5月17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同一出借人及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关系人作为原告一年内在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起诉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的,该出借人应当纳入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

[7]52.《九民纪要》52条规定:“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项的规定,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出借人能够举反证予以推翻的除外;

二是从宽认定“高利”转贷行为的标准,只要出借人通过转贷行为牟利的,就可以认定为是“高利”转贷行为;

三是对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要件,不宜把握过苛。

实践中,只要出借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尚欠银行贷款未还事实的,一般可以认为满足了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要件”

(作者:李雷勇,兰台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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