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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不可抗力”问题之探讨
发布时间:2020-02-27 22:29 星期四
来源:法制网


新冠肺炎自出现以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通告将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讨论也甚嚣尘上。

笔者梳理后发现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不符合不可抗力的法定构成要件,不属于不可抗力;第二种观点认为,对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认定,需结合个案来进行,只有对于某些当事人来说,该客观情况在合同订立时无法预见,且事件发生后对其合同的继续履行造成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障碍的,方可因此认定该客观情况对于这类当事人来说构成不可抗力;第三种观点认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是该客观情况本身,是对于一般大众而非针对个案中当事人皆可成立的客观概念,认定某一客观情况是否构成不可抗力是一客观判断且普遍成立的定性过程。笔者认为对于某一事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仅是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法律性质进行认定的过程,具体到个案时,当事人能否以该事件为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减免责任或解除合同,则是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仍需要结合具体案情逐步推演,与不可抗力的定性无涉,不可混淆而谈。

一、不可抗力的内涵

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以及《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因此,必须满足以下四个要件才符合不可抗力的内涵与法律定性:

第一、客观情况

前引法条明确规定,不可抗力是一客观情况,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个事件,那么就不会因任何个案而改变这一客观情况。

第二、不能预见

不能预见是指以该客观情况发生时的特定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社会公众无法准确预见,而不是个案中某个当事人不能预见。

第三、不能避免

同理,不能避免亦是指在某一特定期限内,依据当前的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社会公众不能做到有效避免,而不是个案中某个当事人不能避免。

第四、不能克服。

理由同上,不再赘述。

由上可知,对于某一事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需要对该事件是否符合前述四个要件进行判断,至于是否导致某一具体合同的履行障碍,则是另一问题,即某一个案当事人能否以该不可抗力主张减免责任或解除合同的问题。

二、不可抗力的外延

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以及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从前引法条可知,具体到个案中判断是否可以不可抗力作为主张减免违约责任或主张解除合同的事由时需要根据该不可抗力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进行判断,而不是部分观点认为的“根据对合同履行影响程度判断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后者是逻辑颠倒。

因此,某一事件对个案中合同履行的影响与否以及影响程度等问题,是决定该类个案的当事人能否以这一事件作为减免责任或主张解除合同的事由来进行抗辩的必要条件,并非判断该事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不可抗力事件是一种事实判断,而不可抗力的适用与否则是结合具体案情综合推演判断后作出的价值判断。无论是不考虑具体案情、单纯的以某一事件构成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减免责任或解除合同,或是根据某一事件是否导致合同履行障碍来认定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都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混淆。

三、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探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与2003年的SARS病毒(俗称非典)疫情非常相似,而在非典时期,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3年06月11日颁发《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要求“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妥善处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也就此问题开展了专项课题研究并刊发《正确处理“非典”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免责事由案件》一文,文中指出,“从法律上分析,我们认为,非典型肺炎作为一种突发性的异常事件、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疫情,……这种异常的事件,至少在目前,是人类无法预见、不可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存在,其性质属于法律上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是一种自然灾害”。

同时,结合上文论述,判断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属于事实判断,需要判断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同时符合不可抗力的四个构成要件。

第一、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让全国乃至全世界均措手不及,同非典一样,是“一种突发性的异常事件、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疫情”,是社会公众普遍公认的客观情况。

第二、同非典一样,“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导致疫情迅速扩散,社会公众以当前的科技水平亦是无法预见的。

第三、同理,从新冠肺炎出现、到国家疾控中心的公告到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定性为“突发性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公众以现有的环境、科学技术条件并未能有效避免新冠肺炎疫情。

第四、因为任何不可抗力的发生都有时间、空间的局限性,对于某一事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判断应当是在特定社会环境、背景下进行的,而不能因其最终被妥善处理或被攻克即否定其在某一特定阶段属于不可抗力的特性。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发展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管控措施以及广大群众的抗疫决心对疫情管控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发生并对社会造成了影响,即便疫情得以控制亦不能否认疫情在特定期间、空间的“不可克服”性。

由上可知,新冠肺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至于个案中当事人能否以此作为免责事由进行免除或减轻其违约责任的抗辩,则需要按照上文所述,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判断新冠肺炎疫情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

同时,笔者查阅了大量相关判例:

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的“美国某公司与国内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关于“非典”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事件的判断,只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进行的判断,其能否被预见、被避免、被克服,只能依该疫情流行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作为判断标准。如果依疫情流行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判断“非典”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事件,其即为不可抗力事件,不因随后该疫情消失或被控制转而认定其不再属于不可抗力事件,至于合同能否因不可抗力事件而解除,系不可抗力事件对合同的影响问题,与该事件是否属于不可抗力事件无涉。

原告(反诉被告)辽源市某公司诉被告(反诉原告)某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认为,“2003年“非典”期间造成宾馆停业4个月,虽然承包合同中约定由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该事由属于乙方在承包经营企业过程遇到的不可抗力事由。”

襄垣县某公司与郭某某、王某某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认为,“非典”、榆黄路拓宽改造均是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期间承租人没有经营收入,依法应免除承租人10个月租金。

与“非典”疫情相类似的,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事件的判断,也应当是“一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进行的判断,其能否被预见、被避免、被克服,社会公众只能依该疫情流行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至于当事人能否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减免责任或解除合同,则系“不可抗力事件对合同的影响问题,与该事件是否属于不可抗力事件无涉”。

四、问题延申

“非典”疫情发生后,部分判例倾向于依据“非典”疫情本身之特性将其认定为不可抗力,也有部分判例以非典疫情未对合同履行造成影响为由认定“非典疫情对于合同的不能履行不构成不可抗力”,继而做出裁判,也正是由于诸如此类对不可抗力的定性问题和不可抗力的适用问题的混淆,才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同一事件在不同案件中被予以相反认定的情况屡屡发生。

正确区分不可抗力的定性问题和不可抗力的适用问题,对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亦有着重要影响:

首先,不可抗力作为一种客观情况、客观存在,在具体案件中,当事人无需就某一事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进行举证,当事人主张某事件构成不可抗力的,说明事件具体情况,由法官根据法律规定直接认定即可;

其次,正确区分不可抗力的定性问题和不可抗力的适用问题后,在具体案件中,当事人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减免责任或解除合同的,仅需就该不可抗力对其合同履行的影响进行举证。而若按照文首所列第二种观点(需结合个案判断某一事件对具体当事人来说是否符合“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特点方可认定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当事人须举证证明某事件对自身履行合同而言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才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不可抗力,这是一种逻辑颠倒。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务角度,厘清不可抗力的定性问题和不可抗力的适用问题之间的区别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作者:

胡昕宇: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侯蒙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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