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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在个案中的体现
发布时间:2019-09-27 14:05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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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自亿律创办以来,亿律公益普法行动风雨无阻,进社区驿站、进养老院、进机关、进军营,宣讲法律千余场,答疑解惑万千条,订立遗嘱数千份,把法律的温暖送给基层,送进千家万户,送到老百姓的身边,现特在普法月期间,每日推送一名值班律师,为大家在线解决法律问题。

【亿律普法月】0923值班律师:刘帅军

【律师简介】

刘帅军,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北京崇学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优秀公益律师,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律师。中国法学会会员,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会员,北京市公益法律服务促进会家事公益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实务研究会副秘书长、委员,北京市东城区调解协会调解员,北京市东城区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和法制晚报特邀专家律师,新浪微博知名法律博主,新浪微博签约自媒体。

【律师原创文章分享】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在个案中的体现

——刘某某故意杀人案改判纪实(二)

[ 接(一)]

历尽艰辛 达成谅解

赔偿和谅解是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酌定考虑的一个量刑情节,并非是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更非是所有被告人的“免死金牌”。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一些别有用心者以此为由而达到自己的不正当目的。林明龙强奸案中,被告人虽有赔偿和谅解情节,最高院仍然核准了林明龙死刑;周某故意杀人案,被告人向被害人家属赔偿了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然判处周某死刑(立即执行)。这充分说明了如果被告人所犯罪行达到了死刑(立即执行)的严重程度,即使存在赔偿谅解情节,也有可能不被法院采纳。实践中,只要不是严重违反社会治安的恶性案件,法院在量刑时一般还是会予以考虑的。

需要注意的是,一审法院认为,刘某某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作案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一审法院使用了三个“极限词”,可见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某已经达到罪不容诛的地步。鉴于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拒不认罪,且被害人家属要求法院对被告人刘某某重判。这也给刘律师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其深知若法官能够出面协助双方家属调解可能会更顺利一些,由于被害人家属在二审中未提出附带民事诉讼,法官也没有为双方家属组织调解的法定义务。既然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也要竭尽所能去努力争取。刘律师试着拨通了法官的电话并把其想法告知了法官,结果却遭到了法官的拒绝。由于被害人家属不同意调解,所以调解工作暂时搁浅。

阅完卷后,刘帅军律师发现一审法院对关键事实的认定缺乏充分的证据,且多个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于是,向法院递交了书面的辩护意见及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并就案情进行了沟通。经过多次的沟通,承办法官的态度似乎好了很多,答应跟被害人家属先沟通一下并问明被害人家属是否有调解的意愿。几天后,得到承办法官的答复是被害人家属仍不同意调解,然而刘帅军律师并没有放弃,主动向承办法官索要了被害人家属代理律师的电话,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沟通过程。

在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后,被害人家属又不接受调解的情况下,想要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并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是刘帅军律师并没有辜负被告人及其家属的信任,而是迎难而上。经过与被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沟通多次后,被害人家属的态度也有了巨大的转变,从开始的拒绝,到慢慢的不再排斥,再到后来的同意与被告人家属协商,可谓是迈出了成功的一步。然而谈判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由于被害人家属主张的数额与被告人家属所能承担的数额差距过大而被迫中止了谈判,再度陷入僵局。更糟糕的是,就在此时,被告知该案全体合议庭成员予以更换,这就意味着须重新再跟法官沟通。后来,把书面辩护意见重新交给了更换后的法官,并交换了彼此的意见,所幸的是,经过几次的沟通,法官逐渐的开始接受我的辩护意见。有了初步的共识后,法官对律师提出的要求也开始重视起来,并答应跟被害人家属好好做做工作被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不断地沟通,就这样双管齐下,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一年的谈判协商,终于对赔偿达成了协议,并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生死较量 取得胜利

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是否量刑畸重、案件的基本事实是否已经查清并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是否存在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等。

刘帅军律师认为,被告人所犯罪行未达到“手段残忍、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程度,原审法院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量刑明显不当,严重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建议对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十五年。具体理由如下:

原审法院对定罪量刑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认定事实的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首先,原审法院对蒋某在案发前的站立位置及被撞击的部位等关

键事实尚未查清,仅依杨某亮夫妇(与被害人存在利害关系)的证词作为认定蒋某被撞的过程,明显证据不足。

其次,公安机关的工作说明中写道:无法鉴定车辆的撞击部位、蒋某站立的位置和案发当时的经过。

第三,杨某亮夫妇的证词与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和法医物证鉴定书的鉴定结果存在矛盾,且无法合理排除,更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根据蒋某的倒地位置及头部朝向等现场情况,再结合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和法医物证鉴定书的鉴定结果来看,蒋某颅脑重度损伤系被肇事车辆剐蹭所致的可能性更大。

首先,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证明:蒋某系重度颅脑损伤而亡,外伤较轻,符合减速损伤的特点。无法排除蒋某系被肇事车辆剐蹭倒地的合理怀疑。

其次,法医物证鉴定书证明:刘某某驾驶的车辆前保险杠及机器盖擦拭棉签(检测脱落细胞)并非蒋某所留,而车辆右侧车身擦拭脱落细胞为蒋某所留,更加印证了蒋某系被肇事车辆剐蹭倒地的事实。

第三,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证明:蒋某的外伤主要集中在头部,其他部位无明显外伤。按照公诉人的观点,蒋某被肇事车辆撞到前车车尾又反弹到肇事车辆发动机盖上,其外伤必然较重,与事实不符。

从在案证据来看,原审法院无法排除刘某某在案发时曾想踩刹车因车技不好而踩错油门或想踩刹车而未来得及踩等合理怀疑。

首先,公安机关在工作说明写道:无法对车辆是在撞人撞车后主

动刹车制动停止还是撞击后熄火停止进行鉴定,因此,不排除被告人因大脑反应迟缓而未及时踩刹车的可能性。

其次,刘某某车技不好(驾照系购买取得),加之案发当天醉酒驾车,在紧急情况下,不排除被告人错把油门当刹车的可能性。

第三,现场勘验笔录证明现场有两组轮胎挫印,充分证明刘某某在案发时有刹车的事实。

四、刘某某属于间接故意犯罪,其主观上并没有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且其在案发后有积极抢救行为,充分表明其并不希望被害人死亡。此外,本案系民间矛盾引发,其主观恶性小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恶性案件。

五、刘某某存在自首和立功法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还存在赔偿谅解等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

刘某某主动投案后对其供述的不是故意撞倒蒋某的辩解,是对其行为性质的辩解,虽然其供述的部分内容前后存在矛盾,但其自始至终从未否认其撞倒蒋某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第一条之规定,应认定刘某某的行为属于自首。《公检法办案指南》2004年第5期中记载,在审判过程中,只要被告人不否认其供述的犯罪事实,就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公安机关在工作说明中提到:龙山派出所民警会对刘某某提供的地点进行关注,力争铲除,予以打击。以上用词充分证明了刘某某提供赌博线索的真实性,符合检举型立功的条件。

最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刘帅军律师的量刑意见,对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

贵在专业 赢在细节

作为辩护律师,除了具备很强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外,还需具备较高的道德品质,尤其是涉及命案的重大刑事案件,绝不能为了收取代理费而不考虑案件实际情况,随便对被告人及其家属做出“保命”的承诺。这不仅有违律师职业道德,而且更重要的是,被告人及其家属可能因为律师一个无心的承诺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最终,可能会葬送被告人的性命。

作为故意杀人案的辩护律师,如何找到准确、有效的辩点,成为律师辩护工作的根本,某种意义上讲,律师辩护水准的高低,将决定着被告人的生与死。死刑案件对证据的要求在所有刑事案件中最为严格,任何一个证据有瑕疵或证据之间存在前后矛盾,都可能决定者被告人的量刑,所以律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实践经验、辩护技巧等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

刘帅军律师认为,细节往往可以决定着一个案子的成败,其代理的很多案件都是因为抓住了案子的细节部分才得以获胜,所以阅卷时,只有耐心细致,才能发现问题,找到案件的突破口。二审中,刘律师经过认真反复的阅卷,发现一审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对被害人被撞的过程这一关键事实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根据《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仅凭杨某亮夫妇的证词就认定了被害人被撞的过程,却忽略了该证词与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和公安机关的工作说明之间存在的矛盾,严重违反了上述规定。那么本案被害人到底是撞到前车车尾又反弹到肇事车辆的发动机盖上后倒地还是直接被肇事车辆剐蹭倒地?根据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和法医物证鉴定书的鉴定结果可以得出;被害人系被肇事车辆剐蹭倒地的可能性更大。既然该案无法排除合理怀疑,那么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即在刑事审判中,在对案件事实部分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疑问时,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人裁决。

刘帅军律师凭借自身的专业技能和对刑事案件独有的敏感,及时发现了案件的疑点和瑕疵,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诉权和经验与法官反复的沟通交流,取得了法官的认可并顺利通过了审委会的讨论。最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采纳刘帅军律师的量刑意见,不仅保住了被告人的性命,而且还争取到了对被告人最有利的量刑。

对于死刑案件,二审中赔偿谅解的,最多由死刑改判为死缓或由死缓改判为无期徒刑,如果没有发现案件有重大瑕疵,绝对不会出现由死刑直接改判无期徒刑的情形。刘帅军律师认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时也充分考虑了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能够将法律原则运用于案件的审理当中,表明我国司法人员审理案件的思维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体现了我国法治的进步,对刑事审判工作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

【成功案例】

刘帅军律师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和丰富的办案经验,代理和辩护意见全面、深入、有力,执业至今,完成了10多个改判案例(包括劳动争议、婚姻家庭、刑事案件等)、2个无罪辩护案例、4个一审败诉二审成功调解的案例,以及多个典型且具有研究价值的案例。曾先后代理过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院、浙江省高院等多起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擅长代理二审、再审案件以及各类疑难复杂案件。

在法律顾问方面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懂得如何让企业规避法律风险,擅长起草、修改、审核各类合同,能够迅速找出合同的风险点并能找到规避的办法,尤其在公司规章制度和员工手册的制定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很大程度上避免和减少劳资纠纷。

另外,还发表了《看我无罪辩护》、《死刑改判三部曲》、《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之我见》、《律师如何做才能使二审改判》、《律师如何把控庭审局面》等数十篇法学实务文章,且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颁发的作品登记证书。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之我见》被收录于北大法宝的法学文献里。

2011年,荣获东城区司法局颁发的调解员证书,2014年,荣获北京市东城区律协颁发的荣誉奖章;2014年,荣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继续教育证书;2016年,荣获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颁发的荣誉证书;2018年,荣获北京市公益法律促进会颁发的聘书;2019年荣获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颁发的优秀律师奖牌;2019年,荣获北京市律师协会颁发的刑事实务研究会委员证书。

刘帅军律师代理的刘某某故意杀人案(二审),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二审经过我有力的辩护,找出疑点,发现瑕疵,最终北京市高院改判为无期徒刑,实现了“由死到生”的巨大转变。该案例被北京市律师协会选中并收录于《刑事二审再审改判案例》一书,该书跨越30年,收集了17个典型案例,于2017年12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全方位、多维度、多视角展示了一个个鲜活改判案例的全貌,贴近律师、贴近实践、贴近真实,这对于科学总结诉讼业务实践经验,正确指导律师开展诉讼代理业务,乃至准确认识律师在司法审判中的角色与定位,增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集体共识和认知,均具有积极意义。近期,《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在个案中的体现》一文将刊登在《民主与法治周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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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uming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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