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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看特赦,不一样的法治意义
发布时间:2019-07-31 09:51 星期三
来源:重庆市律师协会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19年6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习近平主席签发了特赦令。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九次特赦,也是继201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实行特赦以来的第二次特赦。作为一名执业20余年的刑事律师,笔者认为本次特赦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

有助于推动特赦走向制度化

借助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样的重大盛事来发布特赦令,既体现中华文明的仁政思想,容易被民众所理解、支持,又符合国际社会的惯例,彰显了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显示了执政者高超的政治智慧。然而,对比这两次特赦令的内容,笔者认为,此次特赦将不仅仅是一项政治措施,而且有助于推动特赦走向制度化。

首先,从特赦人员类型看,本次特赦新增了五类人员,特赦人员的范围逐步扩大;同时对于“年满七十五周岁”、“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这两类人员,又较2015年特赦作出了更严格的限制。比如,2015年曾有“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犯抢劫罪而被特赦的人员,本次特赦将不存在这种情形。这样逐步扩大、不断改进的方式,符合我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从长远来看,也是特赦制度常态化的必要选择。

其次,从特赦令内容看,本次特赦令保留了“未成年条款”、“老年人条款”,即“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和“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又新增了“过当条款”,即“因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这些罪犯或者本身刑罚较轻,或者主观恶性较轻,或者社会危害较轻,对他们实施特赦,较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这也应当成为特赦制度一项重要价值。

最后,此次特赦令发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特别提到此次特赦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即“四个有利于”:有利于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续传统、推进仁政,展示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树立新时代盛世伟邦形象;有利于弘扬全面依法治国理念,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有利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展现我国人权司法保障水平,进一步树立我国开放、民主、法治、文明的国际形象。评价之高、态度之审慎,显然是着眼于长远,有意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予以坚持。

有助于推动特赦理念的逐渐放开

对特赦理念的讨论由来已久。比如对于贪污贿赂罪犯是否应当被特赦,就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有观点认为,香港1977年“部分特赦令”是反腐败胜利的重要原因,当前可借鉴该特赦令,构建完善的反腐败制度。然而,这样的观点难以为普通民众接受,也与当前“零容忍”的反腐政策相悖,未被采纳。又比如,2004年河北省政法委出台《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其第7条曾引发了对民营企业“原罪”进行赦免的讨论。这样的观点对当前的公正司法理念形成挑战,未被接受。

本次特赦决定为特赦制度初步划出底线:轻罪、轻社会危险性。

如特赦令明确的五类不得特赦的情形,第一、二类情形都属于罪行本身极其严重、所受刑罚较重,属于“重罪”,一般其社会危险性也较大。第三、四类情形则是列举的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表现,第五类情形是兜底条款。

又如第五、七、八类特赦人员,都要求“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本身就可能是轻罪。第六、八类特赦人员一般也具备较低社会危险性。

笔者相信,随着特赦制度的逐步推进,针对特定人员的特赦案例将逐渐减少,未来的拟赦人员将具备一定的普遍性,即符合“轻罪、轻社会危险性”的标准。围绕这一标准,特赦理念将有可能逐步放开。

有助于解决当前刑事司法制度的现实问题

当前刑事司法制度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

1.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否则裁判者对于每一名被告人都应平等适用法律。在这一原则下,即使某人曾为国家做出过较大贡献、获得过荣誉称号或者荣立过重要功劳,只要不符合法定的立功条件,也不应对其从轻处罚。但这样优秀人才或有功人员获刑也引发了公众的同情,甚至出现了“令其戴罪立功”的言论。

2.近期,两高通过发布了一批指导案例,尤其是对“昆山反杀案”、“山东辱母案”、“涞源反杀案”等一批热点案件的指导,逐渐推动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回归正轨。但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司法认定较为谨慎,导致很多符合条件的行为被认定为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即使依法对其从轻、减轻处罚后,仍然较重,引发了法律界专业人士和社会公众的不理解。相关人员可能仍在服刑,这显然也有失公平。但若将其作为错案予以纠正,又会对现行司法制度形成挑战。

3.部分罪犯宣判时年岁较轻,或有丈夫、子女健康,但在执行一段时间后,变成“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或丈夫、子女发生重大变故。或者宣判时就已经存在上述情形,但并没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在执行时,这类人员有可能也不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但再进行关押又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对于上述情形,当前刑事司法制度也有救济途径。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但这一条款在实践中适用的并不多。

本次特赦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一方面尊重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另一方面通过批量特赦的方式,使得符合条件的人员在实质上受到较少刑事处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同时也节省了司法资源、提高了人权司法保障水平。须知“法律之所以为人信仰,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它正义的慈悲心”,法律的慈悲心不应止步于宣判,还应当持续到执行阶段,尤其是针对那些受限于当前刑事司法制度而无法获得合理刑罚的情形,更应通过特赦制度予以及时救济。当然要持续实现这一效果,离不开特赦制度的常态化。

近年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理念的确立与推行,以及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案件全覆盖等具体措施的落地,我国的法治建设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人权保障理念深入人心。特赦制度是法治建设事业有益补充。本次特赦是特赦制度常态化的重要实践,有助于推动特赦理念的逐步放开,也有助于解决当前刑事司法制度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


责任编辑:suming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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