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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法律服务参与主体的特征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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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中国律师网发布时间:2014-05-30 12:08:11

        周晓霞  南开大学

        一、我国公益法律服务参与主体的结构

        我国公益法律服务参与主体包括五类:政府法律援助律师、民间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兼做公益法律的专家学者、独立公益诉讼人、兼做公益的商业律师。根据参与主体与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疏近,进一步可归纳为3大类:政府法律援助律师、民间社会公益律师、兼做公益的商业律师。

        1、政府法律援助律师

        目前政府法律援助律师在公益律师群体中数量最为庞大,覆盖面最为广泛。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司发布的《2009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工作者仍是公益法律服务的参与主体。2009年底,全国已建法律援助机构总数为3274个。全国法律援助机构中,行政性质机构为1679个,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为648个,这两类占机构总数的71.1%。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中,上述两类性质机构的比例达91.7%,市级法律援助机构为82.9%,县(区)法律援助机构为69.3%。2009年,全国共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58031个。其中有全职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工作站36080个,占62.2%。依托司法所设立工作站37755个,在工、青、妇、老、残、信访、高校、监狱、劳教所等设立工作站20276个。由政府主导的法律援助工作在调配法律服务资源、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民间专职法律援助律师

        我国目前典型的专职公益法律组织至少有5家: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北京益仁平中心以及云南西双版纳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专职公益律师只拿薪酬,不能在外兼职或办理商业收费案件。

        这些公益法律组织作为非营利民间组织,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或基金会捐助(大多数机构以后者为主)。他们通过公益法律实践让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了解到贫弱群体的殷殷期盼,同时也让愈来愈多的法律人倾听到社会底层群体为权利而不断呼喊的声音,敦促立法及政策制定者积极修正法律与政策的不足。

        民间公益法律组织的管理层一般为社会阅历丰富、同时相对稳定持续从事公益法律实践多年的律师,年龄大多在40—50岁之间。二三十岁的年轻律师则是这些公益法律组织的主要构成力量。

        3、兼做公益法律的专家学者

        这些专家学者大多系各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全职教师或研究人员,他们是其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同时也是参与相关公益法律实践活动的中坚力量。他们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并以志愿者参与为主要服务方式,为公益法律服务提供独立的智力支持。兼做公益法律的专家学者注重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他们更多通过公益游说、公益上书、立法倡导等方式,推动全社会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进而理性地推动制度进步。

        4、独立公益诉讼人

        从媒体爆出中国公益诉讼创始人和中国公益诉讼第一案的字眼时起,丘建东就成为公众心中公益诉讼律师的代表。无独有偶,一向不喜欢给自己贴上任何标签的郝劲松,以状告铁道部的系列案件成为公众眼中的公益律师。这些独立公益诉讼人,长年从事公益诉讼实践,通过发起各种类型的试验性公益诉讼,来维护公共利益和法律秩序。

        5、市场中的商业律师

        这些律师在代理商业案件的同时,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抽出时间参与公益法律实践。他们每年平均参与公益法律的次数从一至十不等,平均每年投入公益法律服务的时间也在5%-20%之间不等。商业律师参与公益法律的方式多元,或以个人方式为当事人减免律师费用,或代理法律援助中心转来的法律援助案件,或服务于律师事务所专门设立的公益法律部,或与公益法律机构合作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律师以商业的方式兼职参与公益法律服务,是我国目前比较普遍的公益法律实践方式。

        律师个人对公益法律服务的参与,是法律职业者在法律资源公平分配的目标上迈出一步的努力。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商业律师,正逐渐成为公益法律服务的中坚力量。

        二、我国公益法律服务参与主体的特征

        目前,我国公益法律服务的参与主体表现为三个特征:参与人数偏少;主体结构复杂多元;主体边界模糊不清。

        (一)公益法律服务的参与人数偏少

        美国执业律师约有100万,其中专职从事公益法律服务的律师大约有1万多人,约占律师从业总人数的1.4%。而我国民间社会公益律师专职成员数量不足百人。

        首先,职业选择文化影响公益法律服务的参与人数。我国职业文化的价值取向,以公务员与国有企业文化为优先。由于参照群体的影响,选择做律师的毕业生会格外珍惜市场的机会,以弥补公权力部门之外社会地位的劣势,志愿选择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人数自然偏少。

        其次,现实的律师职业共识影响公益法律服务的参与人数。改革开放以来,律师职业群体为了适应市场的激烈竞争,形成了忠诚于客户与职业团体的合作共识。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合作共识,也导向了商业主义的结构化。独立执业律师为了吸引案源、保障收入和生存目标的实现,将忠诚于客户作为最高职业圭臬,而将法律职业精神弃置一旁。职业技能与法律精神日渐分道扬镳的市场图卷,不能为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律师提供激励机制,影响了市场中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律师人数。

        (二)公益法律服务的参与主体结构多元

        从当前我国公益法律实践来看,参与主体主要包括3部分:政府法律援助律师、兼做公益的商业律师、民间社会公益律师。按照服务方式的差别,又可细分为五大主体:政府法律援助律师、民间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兼做公益法律的专家学者、独立公益诉讼人、兼做公益的商业律师。我国公益法律服务参与主体结构中,政府法律援助律师成员人数所占比例最大,民间社会公益律师成员人数最少。

        (三)公益法律服务的参与主体边界模糊

        我们无法从本土的法律书籍和法学院教授那里找到公益法律服务参与主体的确定边界,但是可以从政府的文件、市场的律师事务所、公共传媒的平台中,看到公益律师或者法律援助律师的影子。多元而松散的群体结构,模糊无形的群体边界,既为吸纳新的群体成员创造了灵活条件,又为吸引新成员制造了不确定的信息障碍。

        三、公益法律服务参与主体的职业伦理凝合功能

        1、公益法律服务参与主体的职业信念凝合

        20世纪末受批判法学影响,西方部分关注法律职业的学者提出“法律职业危机”的主张,认为法律职业越来越向商业化发展,不但失去了职业主义的理念,而且还失去了政治家的理想。我国律师职业群体内外,也一直充斥着法律精神论陷的检讨与责难。不依附于现实的市场规则,找到心灵安宁的理想职业状态,需要依靠群体职业伦理的觉醒。

        公益法律服务群体成员不断在职业共同体中寻求超出个体范围的群体,寻求对个体所属的群体利益的依附,强烈的整体感驱动他们相互认识,相互合作,最终应用于公共法律事务,成为群体的道德共识。

        2、公益法律服务参与主体影响着律师同行

        (1)年轻的法律毕业生志愿加入公益法律服务群体

        用拉尔森的职业观念结构理论解释,律师职业群体中的精英以对社会公益的贡献为成就和努力的最高价值,这样的观念结构凝合了公益法律的组织目标,被吸纳进去的成员有相对较高的自我认同。公益法律组织成为职业道德的外在识别仪,适于促进合群、宽容精神,为公众法律参与做出贡献;使处在不同社会结构的人群通过公益律师媒介与政府或专家团体产生互动关系,使法律知识与社会秩序结构的结合成为可能。

        (2)有公益心的商业律师被吸引到公益法律服务群体

        当律师个体共同拥有与法律精神统一的利益时,他们的目的就不仅在于维护这些利益,或通过同行之间的合作来保证自身的发展。公益法律服务将私人律师从商业的逐鹿引向内心的丰盈,那些倾听内在法律精神召唤的律师最终会被吸引到公益法律服务群体周围。

        3、公益法律服务参与主体推动了律师职业规范重构

        公益法律服务参与主体,实现了法律公共性与专业性的最高统一。公益律师在实现公益法律服务群体功能的同时,推动着职业规范的细化。关注公益律师的个人道德转向,会引致职业伦理的重建,通过制定一套关心社会需求和社会利益的规范图式,逐渐推动公益法律服务律师的职业化。

(责任编辑:张元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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