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犯罪增多和数据海量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与刑法中“定性＋定量”的定罪量刑要求发生冲突，影响数额型网络犯罪的惩处。笔者认为，网络犯罪的定性和定量应当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综合认定犯罪数额，并允许根据计算模型、数据分析结论进行定量，以有效打击网络犯罪。也就是说，对网络犯罪“定性”仍应强调“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定量”则达到优势证明标准即可，只要“数据真实、信息充分”就可以定量。

近些年来，为了解决海量数据证明难的问题，司法机关简化了证明方法，开始“综合认定”犯罪数额。2014年3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确立了“综合认定”的证明方法。“综合认定”是有效解决定量难的关键。2016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全面采纳了“综合认定”的证明方法。“综合认定”虽然简化了证明方法，但是并不必然导致证明标准降低。

数据本身可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证据。在传统刑事诉讼制度中，“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要求所有的定罪量刑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且证据之间要一一印证，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是，在大数据时代，同一数据可以蕴含不同信息，分析数据本身就可以认定犯罪数额，而且电子数据客观性更强，证明力更高。因为，人工记录的数据可能存在伪造、误记的可能，而电子数据是自动生成的，真实性、客观性更强，据此认定犯罪数额更具可靠性。因此，只要电子数据真实，结合数据蕴含的其他信息，就可“综合认定”犯罪数额。

数据本身可以证明特定的犯罪事实。（1）在传统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有时提取指纹、调取影像，旨在确认“何人实施了何种行为”，这是还原案发现场、追求“案件事实清楚”的过程。但是，网络犯罪的现场通常是虚拟和流动的，不具有还原案发现场的可能性，甚至不存在物理的犯罪现场。就犯罪数额而言，数据就是案件事实。例如，在网络售假案件中，只存在售假的聊天记录、支付记录和产品图片展示等证据，不存在真实的售假现场。（2）在传统刑事案件中，准确认定犯罪数额需要找到被害人是达到“案件事实清楚”的关键。但在网络售假、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由于被害人分布很广、数据海量等特点，很难将所有被害人查清。因此，针对这类案件，即使找不到赃物、查不清被害人，达不到传统刑事案件定罪所要求的“案件事实清楚”的程度，也可以“综合认定”犯罪数额。

“综合认定”各类信息也可作为定量依据。我国的法定证据只有8种，但在网络犯罪案件中，认定犯罪数额可以采用比法定证据范围更广的信息。例如，在售假案件中，有电商平台通过分析卖家反馈、私信数据、权利人投诉、物流数据等海量信息，自动推断售假数量和数额，并把数据推送给公安机关。事实上，各大电商平台用算法模型推算犯罪数额的做法非常成熟。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开始采用算法模型判断犯罪数额。在信息时代，随着大数据分析能力的提高，任何信息都可能成为证据的一部分。“综合认定”可以跳出传统证据的种类，采纳计算模型、数据分析结论得出定量结论。因此，笔者认为，在特定网络犯罪案件中，“综合认定”犯罪数额时，即使假货流向、被害人情况等事实缺乏证据，只要合理设计程序，如允许被告人选择第三方机构建立算法模型等，网络犯罪数额的定量完全可以采用算法模型予以证明。

（孙健 王芳作者单位：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检察院、淄博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