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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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法制网发布时间:2014-07-09 08:54:14

张远煌,中国法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

  实践表明,当前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理论研究也相对匮乏。因此,如何促进中国民营企业家与民营经济借力市场经济改革大好时机,持续健康成长与发展是因应时代新要求的一项重要课题

  □张远煌 操宏均

  近几年关于企业家犯罪现象的研究报告显示,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形势严峻,同样地,追踪记录中国企业家群体变化的权威机构胡润百富近期发布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也明确指出,贪污贿赂犯罪,是中国富豪出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实践表明,当前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理论研究也相对匮乏。因此,如何促进中国民营企业家与民营经济借力市场经济改革大好时机,持续健康成长与发展是因应时代新要求的一项重要课题。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认识误区

  一,误区一:民营企业家是被忽略的腐败犯罪主体。正是由于人们一般认为,“腐败是权力的滥用……‘腐败’这一术语常常用以表示政治家和公职人员对公权力的滥用……”因此,腐败犯罪更多被贴上了“身份犯”的标签,即以特殊身份作为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与此相对,民营企业家更多被赋予的是以“私有”、“自负盈亏”为表征的非公身份,这种人为的身份划定导致人们理所当然的将民营企业家排除在腐败犯罪之外。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的现实状况,进一步淡化了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行贿者作为腐败犯罪主体的身份。

  然而,实践表明,腐败犯罪并非政府官员、国有企业家等“公有”身份人员的“专利”。因为腐败犯罪的本质特征就是将公共权力与相关利益进行了对价处理,实际上就是变公益为私利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犯罪学理论在解释一些新的犯罪现象时难免会出现苍白无力的窘境。

  二,误区二:对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危害性认识不足。对于腐败犯罪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公职人员腐败犯罪所造成的危害,通过天文数字的涉案金额、落马官员的级别等信息我们往往可以较为直观地感受到其造成的破坏程度大小。与之相比,一般人普遍认为,一方面民营企业家会对自己企业的财产格外小心;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对自己企业财产的处置,如挪用、支取、赠与他人等,实际上是对自己的私有财产行使处分权,并不会涉及到普通民众的相关利益,即便是其确实存在损人利己的行为,往往也仅仅局限于特定人或者个别人员,而不会形成公职人员腐败是对所有纳税人犯罪的局面。所以从人们最朴素的公平正义情感上来看,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因为“危害较小”而较为容易获得人们的谅解。

  当前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现象分析

  一,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数量急剧攀升。最近两年的《中国企业家犯罪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从企业家腐败犯罪绝对数据上来看,无论是国企案例数、人数,还是民企案例数、人数,2013年较2012年有所增加。但是,从国企、民企腐败犯罪的人数、案例数分别占的百分比来看,国有企业家腐败呈现出萎缩样态,而民企企业家犯罪呈现出“蒸蒸日上”态势。

  二,民企与国企企业家腐败犯罪侧重点迥异。在企业家腐败犯罪中,尽管国企、民企都涉及到贪污、侵占、贿赂、挪用等腐败犯罪,但是基于国企、民企企业家身份差异,按照腐败犯罪过程中的财物流向,不难发现,国企企业家腐败犯罪中多集中表现为“吸收型腐败”,即财物流向犯罪分子个人,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多表现为多种方式齐头并进,其中“输出型腐败”(即财物从犯罪分子个人向外流出)占有相当比例。

  由此可见,国企与民企企业家腐败犯罪表现方式上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即国企企业家腐败犯罪集中于“吸收型腐败”,而民企企业家腐败犯罪形成“吸收型腐败”、“输出型腐败”、挪用型腐败三足鼎立的格局。

  三,同质性企业家腐败犯罪会因企业性质不同而受到差异化惩罚。就企业家腐败犯罪所涉及到的相关罪名来看,尽管刑法对有些犯罪行为在罪名与刑罚设置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就罪质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从本质上来看,如果实际出现的犯罪情形相当,如涉案金额相当、造成损失相当等,那么在科处刑罚上就不能因为行为人国企、民企身份而出现较大的差异。然而,事实表明,企业家腐败犯罪中仍然注重对国企涉案人员的惩处,而对民企涉案人员则相对较宽。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一,切实树立刑法面前公私平等的反腐刑事法治理念。考察我国当前的刑事法治观念依据,不难发现,一方面,当前我国宪法在第12、13条分别明确确立了公共财产、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种并列式的分条规定模式无不体现国家在宪法层面对两种不同性质财产同等重视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在现行刑法中,更是开宗明义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列为我国刑法三大原则之一。应该说,这种通过根本大法和基本法律双重规定的形式,已经足以体现出国家对公、私两种不同性质财产同等重视的观念导向。然而,事实上国有与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差异化刑事处遇,使得这种公私平等对待的观念更多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宪法作为部门法之母法的引领功能,同时也架空了刑法基本原则在具体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指导、制约意义。因此,“想要借规范来规整特定生活领域的立法者,他通常受规整的企图、正义或合目的性考量的指引,它们最终又以评价为基础,”这势必要求立法者和司法工作人员在具体刑事立法、司法实践活动中应该时刻坚守与强化这一理念,用刑法面前公私平等的刑事法治理念来检验我们的反腐刑事立法、司法是否存在仅因主体公私身份差异而对同质性腐败犯罪进行差异化罪刑设置与惩处的情形。

  二,积极推动反腐败刑事立法科学化。立足于建立囊括公私两大领域反腐败体系,以公私财产平等保护的反腐刑事法治理念为指引,当前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科学化,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方面,反腐败犯罪罪刑配置应该均衡化。当前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相关腐败犯罪在同质犯罪间,普遍存在罪刑设置失衡状况。所以为了发挥刑罚功能最大化,就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全面梳理现行刑法中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罪刑失衡部分,防止因为刑罚投入不足而变相放纵犯罪或者投入过剩而贬损刑罚价值的情形,通过刑法的“立、改、废”消解其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不科学的地方。

  另一方面,反企业家腐败犯罪刑罚设置应该增设资格刑与加重罚金刑。企业家腐败犯罪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具有相关资质和经济实力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要实现刑罚预防行为人再犯的功效,就有必要对行为人的生产资格和经济实力进行剥夺。很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中对腐败类犯罪设置资格刑。鉴于企业家腐败犯罪中较为突出的牟利特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完善现有腐败犯罪罚金刑规定较为粗疏的现状很有必要。一方面,应该适当提高腐败犯罪罚金刑,通过直观的“成本大于收益”设计阻止行为人再犯;另一方面,在罚金刑的适用上应该对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适当区分,拉开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距离。

  三,反腐败犯罪刑事司法公正化。首先,强化反腐打击力度,尤其是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重受贿、轻行贿”客观事实。事实表明,行贿犯罪作为腐败犯罪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其危害性丝毫不亚于受贿、贪污等行为。因此,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要深挖腐败犯罪线索,果断排除办案干扰阻力,在重点查处行贿次数多、行贿人数多、行贿数额大、获取不正当利益巨大、行贿手段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社会危害性更为突出的行贿犯罪案件的同时,还应该高度重视一些普通行贿犯罪,绝不能为了查处受贿犯罪而有意放纵行贿犯罪。

  其次,处理具体企业家腐败犯罪时,最大限度确保公平正义。一是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立案标准,切实杜绝人为拔高腐败犯罪入刑门槛。二是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用好刑事司法裁量权。三是尽量均衡个案裁量之间的协调关系。

  最后,进行腐败犯罪司法解释时,应该秉持公私平等的刑事法治理念,确保民企与国企企业家在反腐体系中受到同等重视。

(责任编辑:王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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