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社会福利昭示法治观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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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检察日报发布时间:2014-07-08 14:20:19

  姜福东 钟云东

  “农工”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之一。今天,中国农业社会的主体格局基本未变,与此同时,产业工人(包括农民进城务工人员)数以亿计地不断扩大,各种社会经济问题随之日益突出。很多地方为解决上述社会经济问题、保障普通民众福利出台了各项措施。

  依我看来,我国对民众社会福利的不断重视昭示了由政治权利、自由权利向社会权利延伸的“复合权利观”(法治观)的成型。有学者曾概括出一个最强实质性法治版本,即由民主、形式合法性、个人权利,再加上“社会福利权”组成。这是20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治文明的范式转化。

  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大会通过的《德里宣言》印证并强调了这种变化。《德里宣言》指出,应把法治当成一种有待拓展和充实的动态概念——“它保证并促进个人在自由社会中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但是,它也关心国家所确立的个人合法愿望与尊严可能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大会认为,“表达自由对目不识丁者毫无意义;投票权可能被异化为蛊惑民心的政客对无知选民行使暴政的工具……”所以,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社会福利,保障人们拥有充分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享有充分的人之为人的尊严。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印证并强化了公民的社会权利之维度。它所规定的社会保障权、劳动权、自由选择职业权、获得公平报酬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休息和休假权、适当的生活标准权、公平的受教育权等,都可以用“社会福利权”来定性。公民的社会福利权的出现,使得权利概念进一步复杂化,也使得法治类型进一步多样化了。

  因而从理论上讲,中国可供选择的法治范式可以是民主、形式合法性、个人权利以及社会福利权四种要素的任意组合。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拥有一辆具备上述所有要素的四轮轿车,或者拥有一辆三轮车。如果是二轮车乃至独轮车,也并非不可以,但其功能和效用就较为低下了。我认为,拥有一辆四轮轿车或许应当成为“法治的中国发展模式”之加强版。

  美国学者布雷恩·塔玛纳哈指出,“在社会福利观念中,法治对政府施加了一种积极作为的义务,它要帮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包括实行分配正义的措施。”对于中国而言,这点显得尤其重要。我们面临着一个西方“历时性问题”在中国“共时性存在”的社会情势,客观上需要审时度势,从方法论上选择战略突破。纵观世界各国,发达国家或地区无一不是社会福利权得到充分保障的。经济社会权利发展不充分的国家或地区,却热衷于搞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运动的,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谨慎地选择优先发展公民的经济社会权利,就是一个明智选择。

  从方法论上讲,中国也应选择公民的经济社会权利作为法治文明的中国模式之优先发展战略。有人会说,这是一种十分有利于威权主义政制存续的选择。不错,倘若要求政府积极维护公民的社会权利,自然会附带着强化政府的威权主义,因为其把政府推到了舞台中央。再者,“把社会福利权补充到权利复合体中,增加了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从而把政府推到了风口浪尖,同时也把人们推向了无休止的争议之中。然而,这是复杂社会必须要直面的现实。复杂社会就要求有复杂机制的有效应对。

  当然,需要高度警惕的是,我们不能过分迷恋政府,不能忘了“限制政府的权力”这个法治的根本要义,因为一般而言,“法治不能是关于人民希望于政府的任何美好事物”。不过好在公民的经济社会权利也是权利,当人们这方面的权利增加时,反过来也会促进政治权利和自由权利的发展。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再多一点点时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努力奋斗。

  (作者分别为山东省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责任编辑:王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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