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注册门槛降低对刑法的挑战
——兼论市场经济格局中的刑法谦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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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中国民商法律网发布时间:2014-07-07 10:28:45

  卢建平

  关键词: 公司门槛;资本制度;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刑法谦抑性

  内容提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公司资本制度的建立几乎是同步的。中国的公司资本制度历经变迁,公司资本制度的每一次修改均带来(或应该带来)刑法的相应变动,在刑法与公司法的关系中,刑法的最后性(ultima ratio)和附属性(subsidiarity)表露无遗。本次国务院推动的公司注册制度重大改革再一次对刑法带来严峻挑战,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入罪的时代条件、价值条件和法益保护条件都已发生改变,虚假出资行为已经缺乏入罪的条件,应予以非犯罪化;抽逃出资罪因其保护的是公司运行阶段的资本制度,而公司资本是公司持续健康运营的保障,非经法定程序不能减少,因此仍具现实意义,然而刑法相关规定已经与新公司法和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形势不相适应,也到了必须修改的地步。秉持刑法谦抑性的理念,本文建议,废除虚假出资罪,修改抽逃出资罪,完善其民事、刑事法律责任。

  最近笔者一直在关注公司注册门槛的问题。若干年前写过一篇关于知识产权犯罪门槛下降的文章⑴,前些时又探讨了犯罪门槛总体下降的趋势及其对刑法体系的挑战。最近国务院提议进行公司注册制度改革⑵,通俗地说就是下降公司注册门槛,这个看似和刑法不相干的决定同样会引发刑法的相应变动。中国的公司刑法或资本刑法面临严峻挑战。

  一、公司注册门槛的下降趋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公司资本制度的建立几乎是同步的。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允许外资进入中国,同时也为公司资本制度奠定了基础。而在此之前,因为避讳“资本主义”,均将公司资本称为公司资金或注册资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在我国开始形成,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出现,使我国的企业立法尤其是外资法不得不与国际惯例靠拢,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率先采用了“注册资本制”,突破了单一的注册资金制,但内资企业则依然坚守“注册资金制”,从而形成了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分别适用注册资金和注册资本的双轨并存的局面,其用心可谓良苦。

  1993年《公司法》确立了法定资本制,规定了公司注册成立的高门槛。1993年《公司法》采用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要求投资人一次性足额缴纳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最低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1000万元⑶,以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购买力来看,注册公司门槛之高可见一斑。如此严格的市场准入,也确实让一些人“望公司而兴叹”。在正常途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采用欺骗的手段(如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成立“空壳”公司也就不难理解了,一时间“三无公司”(即无资金、无场地、无机构),甚至“四无公司”(除无资金、无场地、无机构外,连执照也没有)满天飞,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带来很多问题。于是催生出1995年《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

  2005年《公司法》大修时开始下调公司注册门槛。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司已经成为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而关于公司制度的探索与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立法机关在2005年修订《公司法》时,本着便利公司设立和运行的原则,对公司资本制度特别是公司资本形成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取消了按照公司经营内容区分最低注册资本额的规定;允许公司按照规定的比例在两年内分期缴清出资,投资公司在5年内缴足;将最低注册资本额降为人民币3万元;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以上,相应提高了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2005年《公司法》的这些改变,体现了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由法定资本制向着授权资本制的过渡。

  而最近国务院决定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等举措意味着公司注册将没有门槛。据报道,2013年10月25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改革的主要内容为:1.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的期限。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2.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查询,使企业相关信息透明化。建立公平规范的抽查制度,克服检查的随意性,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平性和效能。3.按照方便注册和规范有序的原则,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由地方政府具体规定。4.大力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注重运用信息公示和共享等手段,将企业登记备案、年度报告、资质资格等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予以公示。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完善信用约束机制,将有违规行为的市场主体列入经营异常的“黑名录”,向社会公布,使其“一处违规、处处受限”,提高企业“失信成本”。5.推进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降低开办公司成本。在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实行由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对缴纳出资情况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的制度。⑷

  二、资本刑法的相对滞后

  公司资本制度的每一次修改均带来(或应该带来)刑法的相应变动。在刑法与公司法的关系中,刑法的最后性(ultima ratio)和附属性(subsidiarity)表露无遗。

  在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刑法保护,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我国实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以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公司热’,‘公司’、‘经理’等成为这一时期的时髦词汇,突然之间,经济生活领域出现了大量的公司企业,而混杂于其中的,也不乏诸多‘三无’公司和‘空壳’公司,这些公司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造成了经济生活领域三角债等债务链锁的恶性循环”⑸。为了遏制和制止破坏公司资本制度行为的继续扩大化,1993年《公司法》首次在法律责任中对违反《公司法》的刑事责任作了概括性的规定。然而那时适用的我国1979年《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罪名。为此,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决定》中规定了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的刑事责任,其目的在于保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公司利益和债权人利益,打击猖獗的侵犯公司资本制度的行为,以填补1979年《刑法》对公司资本犯罪的立法空白。1997年《刑法》在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吸纳了《决定》关于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规定,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第158条虚报注册资本罪和第159条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

  概要而言,公司资本制度的刑法保护其形成与发展有两大原因: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公司违法犯罪现象猖獗,二是“严打”政策的影响。而两者均受制于当时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和国家治理中威权主义的影响。“严打”政策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从重从快从严”的政策正式确立,以应对改革开放初期急剧增长的犯罪现象。“严打”刑事政策势必影响到这一时期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立法、司法活动,“我国1997年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严打’政策的基本要求,使之得到了充分的贯彻落实。”⑹在这样的法治环境下,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行为入罪难免受到“严打”政策的影响。“严打”政策所折射出的是严重的刑法依赖思想和刑法万能主义,是以刑法打击代替科学治理的一种简单主义,是刑法过度干预经济生活的计划经济的残余。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特别是法治的更加完善,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罪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2005年的《公司法》修订对公司注册制度有很大的变动,但刑法的修改并未跟进,相反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标准》)却仍然延续了2001年的追诉标准,引发学界和实务界的批评。

  《标准》第3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案(《刑法》第158条)的行为特征是:“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应予立案的数额标准为:(一)超过法定出资期限,实缴注册资本不足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二)超过法定出资期限,实缴注册资本达到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但仍虚报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数额在一千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三)造成投资者或者其他债权人直接经济损失累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如两年内因虚报注册资本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虚报注册资本的;向公司登记主管人员行贿的;为进行违法活动而注册的,或者有其他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也应追诉。

  《标准》第4条规定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案(《刑法》第159条)的行为特征是:“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其出资”;应予立案的数额标准为:(一)超过法定出资期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并占其应缴出资数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抽逃出资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并占其实缴出资数额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抽逃出资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并占其实缴出资数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三)造成公司、股东、债权人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四)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如致使公司资不抵债或者无法正常经营的;公司发起人、股东合谋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两年内因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利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所得资金进行违法活动的,后者有其他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也应追诉。

  2005年我国对《公司法》进行了修改,使公司资本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刑法中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旨在保护公司法所确立的公司资本制度,而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必然影响刑法中侵害公司资本制度的犯罪。然而目前的现实是,公司资本制度的这一修改并未引起刑法关于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的相应调整。而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等建议,对于公司资本制度的刑法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刑法相关规定的修改迫在眉睫。

(责任编辑:王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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