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纠纷化解呼唤更多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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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4-07-03 10:33:04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林秀芹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时亦是矛盾凸显期,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纠纷涌入法院,不断增加的诉讼需求与有限的公共司法资源的矛盾日益彰显,有人形象地将当前称作“诉讼爆炸”时代。的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人不愿打官司,不希望进法院,觉得通过法院来处理纠纷有失颜面,甚至有“一朝官司十年仇”的说法。从昔日的“厌讼”到如今各地法院案件量的连连增长,“诉讼爆炸”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人们对于寻求司法裁判的观念在改变,还折射出矛盾凸显期司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有人的地方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左中右,当纠纷发生,就需要寻求解决,这是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维持健康运转的重要保证。诚然,法院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承担着定分止争的重要作用,但如果让所有的纠纷都由法院通过裁判的方式处理,显然亦是司法难以承受之重。

  现代法治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推崇“程序正义”的司法价值观。程序正义,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司法现代化的前提和中心。但值得注意的是,域外实现法治的国家,尤其是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已经发现 “程序正义”理论的选择所带来的审判效率低下与社会矛盾积累等问题,并着手进行针对性地调整。他们都在尝试着另辟蹊径,大力探索一种以兼顾效益与公正为取向、以快捷解纷为目的的诉讼分流简化机制。其中,小额诉讼制度和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正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

  小额诉讼制度,开始源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一种特别程序,适用于标的在一定数额以下的简易民事诉讼案件,采用简便的诉讼手续和简单灵活的审理程序,明确以速裁和解纷为目的。美国于20世纪初就开始实行这一制度,可以“不进行证据开示,无需法庭记录,判决之宣布结果无需说明理由”。英国于1973年开始对5000英镑以下的民事案件实行这种制度。我国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也将小额诉讼制度纳入到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

  此外, ADR成为非常重要的司法便民途径,引导纠纷当事人选择法院诉讼渠道以外(协调、谈判、斡旋、调解、和解等)的日常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

  我国通过采用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纠纷化解方式,近年来得到了政策和法律的支持,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也日益为民众所认可和接受。

  实践中,各式各样的纠纷也迫切呼唤更多元的化解方式出现,如小额标的纠纷更需要快捷、便利的处理;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更需要和睦人际关系的维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人际关系非常紧张、容易引发更大的矛盾冲突,需要更为缓和的非诉纠纷化解方式;医患纠纷、消费者维权纠纷需要更为专业的机构提供针对性的信息辅助;征地补偿、国有企业改制等等纠纷涉及大量政策规定不宜直接审理,需要相关政府部门支持协调。

  目前,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司法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都利用各自的优势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化解纠纷的功能和作用。但我们也意识到,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尚未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彼此支持的有机体系。眼下,司法界和实务界都在探索和总结,如何使不同的纠纷找到其最佳的化解方式,进而释放各种纠纷化解方式更大的潜力,以期为促进诉讼和非诉讼机制的有机互动加以规范和完善。这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一个重大议题,也需要社会各方更多的探索与实践。

  作为基层一线的法治传输者,集美法院以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的规定找到审判方式创新的法理依据,并且吸收了小额诉讼制度简便、快捷的优势,借鉴了ADR模式在诉讼外化解纠纷的长处,最终结合本土审判实际,在立案的环节进行创新,尝试性地探索出了一条立案预登记与诉调衔接相结合的路径。该制度通过立案法官的甄别和分流,对所有适宜调解的纠纷,暂缓立案,予以明确登记,并引导至他们进行诉前化解,通过对案件的繁简分流,让纠纷通过最适合的方式得以解决。

  在法院收案数持续攀升的情况下,该制度巧借“外力”为“内力”,通过特邀调解员调解、委托行政调处、听取专家建议、政府部门协调等方式,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对案件进行调解。调解成功,可由当事人申请后向其出具司法确认书或调解书。对于未调解成功的案件,转入正式立案、诉讼审理程序。

  而此前在立案预登记、诉前调解阶段所做的送达地址确认、无争议事实确认、争议焦点确认等工作,则为诉讼阶段审判效率的提高打下了基础。在民事纠纷的处理过程中,纠纷双方的意思自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便是在诉讼过程中,纠纷双方亦可达成和解或者在法官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

  集美法院在诉前创设这种制度,充分尊重了纠纷双方的意愿,根据具体情形实现了对案件的分流,既能够让纠纷双方通过最便捷、最经济的方式解决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审判工作本身,实则是一种双赢。在当前,我国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仍不尽完善之时,这种大胆的探索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样本。

(责任编辑:王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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