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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强:新中国七十年来法科学术人才的培养
发布时间:2019-11-05 10:44 星期二
来源:法制网

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11月1日至3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19年年会暨“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与法学教育”论坛在上海政法学院召开。

来自全国法学界的近500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围绕法治人才培养、法学研究领军人才队伍建设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志强教授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志强教授出席了此次论坛,并在论坛上做了“新中国七十年来法科学术人才的培养”主题演讲。他认为,70年来,中国法科学术人才的培养经历了艰辛历程和重大转型,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明显成就。同时,学科布局和培养机制等不少问题也值得继续深入思考。

以下为演讲全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旧法统和法律体系的废止,法学教育、包括学术人才培养,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除了东吴大学法学院等个别旧式法科教育机构余波延续(在1949和1951年分别有3名和2名研究生毕业),高层次法学人才培养经历了根本性转型。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策背景下,法学教育全面引进苏联模式和内容,课程、教材、教学计划和教研室体制都源自苏联。在19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是引进苏联师资培养中国法科学术人才的重要基地,专门设立研究生班,由苏联专家授课、中国青年教师担任助教,研究生毕业后到全国各地任教和从事学术研究;各地法学教师也在人大参加师资进修。此后,北京、西南、华东和中南政法学院先后成立;综合性大学中,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法律系先后恢复和招生,有些院校培养法学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同时,有少量学生公派留学苏联,接受法学教育,有些取得法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和从事科研工作。当时中国一度也曾经试图模仿苏联学制,尝试在法学教育中引进副博士学位制度,不过最后并未正式确立。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1960—1970年代,法学教育日益萎缩、甚至陷于停滞,学术人才培养也陷入低谷。

1977年起,北京大学法律系等三所院系恢复招生,西南政法学院等院校恢复法律系建制。1980年代,有条件的政法学院和综合性大学法律系先后举办20期各类教师进修班,以缓解师资短缺的情况。同时,1980年起,开始陆续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81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设立法学博士授权点,培养法学理论和国际法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陈守一、芮沐、王铁崖和韩德培成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7和1989年,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设立法制史、宪法学和刑法学等专业的博士点。同时,1981年,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中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和上海海运学院等12所院校设立第一批法学硕士点,覆盖当时的法学各专业;1983、1985和1990年,又先后三批次增设法学硕士点。这些法学博士和硕士授权点的设置,为打造学术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培养了目前中国大陆法学界各学科的领军人才。1993年,全国具有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从1983年的144名增加到2000名以上。此后,随着中国法学教育的蓬勃发展,高层次法学人才的培养不断推广。截至2019年10月,全国范围内有53所院校设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约200所院校设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在设立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院校中,华东和华北地区各15所、华中地区8所、东北地区4所、西南地区6所、华南地区3所、西北地区2所。如果加上在其他一级学科下设法学类专业培养博士生的单位,则总数超过70所。这些培养机构每年招收法学博士生已达1500余名。

70年来,中国法科学术人才的培养经历了艰辛历程和重大转型,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明显成就。同时,学科布局和培养机制等不少问题也值得继续深入思考。目前,以博士授权点为标志的国内法学高水平学术人才培养机构和培养水平呈现明显地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不过,是否应在这一指标上追求各地区平衡发展,仍值得再斟酌。在历史上,中国汉代律学称胜之时,著名律学人才除受家学熏陶外,主要是在以首都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和学术中心地区研习,“学法律长安”;西欧罗马法复兴和传播的过程中,也因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多种原因影响,意大利、法国、荷兰和德国前后继起成为罗马法研究和教育的学术中心,代有更迭,地区发展并不平衡。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各国内部经济水平的地区性差异相对不大,但学术发展、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学术中心仍集中于少数发达地区,地方性差别较为显著。这种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学术发展和学术人才培养的某种规律,即学术中心的地区性集中和不平衡分布是常态,既有利于凝聚资源,也不妨碍学术传播,特别是在交通和通讯等条件日益发达的当代社会。因此,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一现象,尊重学术发展和市场选择规律,对以学术类博士点设置为指标的学术人才培养机构进行合理布局,并适应社会对实践性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考虑创设实践类专业博士等特色项目,是法学教育界应继续深入思考和广泛探讨的问题。

责任编辑:田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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