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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身管理法律制度管窥周秦之变
发布时间:2019-04-12 14:44 星期五
来源:人民法院报

丁锐

周秦之变是指秦与西周相比,在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社会转型。例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便认为,“周秦之变”与“晚清以来之变”乃是中国历史“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是“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的关键。而在这当中,由于涉及人身控制这一古代社会基层构造的基础机制,人身管理法律制度在此大变局中,自然会发生剧烈变革,从而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整个法律体系的转捩蜕变轨迹。

在西周,由于社会组织主要以联系紧密的小共同体为基础单元,故而其社会治理制度更多以自觉遵从的礼俗与习惯法为表现形式,并不需要见诸文字。反而是待到礼崩乐坏之后,孔子作为儒家的卫道士才开始需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自己只复述以前的制度而并不创新。故而,对于西周当时的人身管理法律制度,要从当时的现实做法以及后人的追述中去探寻。而战国后期的秦国制度,由于当时已经进入成文法时代,且其崇尚法家,在《商君书》《史记》等古籍以及出土的秦简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当时的制度条文,可以窥见一斑。

在整个社会的总体组织原则上,秦国实行军功爵制

在西周,社会的组织原则中最基本的身份分层是国野之别。其中,“国人”指的是统治族群,而“野人”则为被统治族群。“国人”的特别义务是服兵役,按《周礼·小司徒》,“五家为比”,每家抽一人入伍,就成为“五人为伍”,以此类推,最后组成六军。而“野人”则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在“国人”内部,再按《礼记·王制》所言,“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可以看出,这种身份赋定与人身控制,主要依靠的是血缘关系,同族为国人,亲疏分等级,蒙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与此相比,秦制则将之翻转为冷冰冰的统治理性,其法律制度体现则为军功爵制。这种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商君书·刑赏》所言“官爵利禄,抟出于兵”“富贵之门,必出于兵”,在“利出一孔”的体制下以战功来决定人们生活的一切。《韩非子·定法》对此阐述道:“斩首一级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首两级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在这种法律制度下,人的身份赋予与相关待遇,依靠的主要是其军功。《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有一条记载:“内公孙无爵者当赎刑,得比公士赎耐得不?得比焉。”由此可知,即使贵为宗室子孙,在没有爵位的情况下,凭借其身份减刑也只能比照军功爵中最低等的公士,足见当时的军功爵制几乎已经成为整个社会自上而下最基本乃至近乎唯一的总体组织原则。

在组成社会基层的基本单元上,秦建立彻底的封建君主集权

在西周,对于国人而言,按《周礼·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五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存在着浓厚的氏族社会血缘聚居的残留。作为“野人”的六遂居民,其组织形式则更注重地域性,“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对他们的治理,主要依靠国家派遣的官员——遂人、遂师、遂大夫、里宰、酂长、县正,他们要督促六遂居民“简稼器,修稼政”“趋其耕耨,稽其女功”。

与此相比,秦的制度,则彻底打破了西周六乡组织形式中小共同体的血缘联系和自治传统,而代之以彻底的封建君主集权。按照《史记》的记载,“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待至商鞅变法之时,这种什伍之制,更加严密酷烈,孝公六年,“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按照《史记·索隐》的说法,“一家有罪九家连举发,若不举,则十家连坐”。韩非也称“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并且阐释论证此法作用:“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里不得不相窥,惟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至此,曾经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宾的六乡组织,彻底沦为民众的牢笼地狱,每个人必须时刻窥探盯防邻里的一举一动,防止他人违反君主的意志,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自己连坐受刑。

在具体的户口管理上,秦国的人口管理体系更为严密

对于西周户口管理制度的系统记载,主要见于《国语·周语》,周宣王因战败准备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阻道:“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亦于籍,弥于既蒸,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这种户口管理主要是通过各种官员根据自身职能自行统计:司民登记死者和孤儿,司商登记族姓人数,司徒登记军队人数,司寇登记罪犯人数,同时又根据百工人数、库房的储存和粮食的消耗等数字综合推算后,就能得出“民数”多少,然后还可以通过集中的农事、狩猎来进行统计。这其实反映出了一种族群自治的分散式人口管理模式。

与此相比,秦制的人口管理体系则更为集权且严密。按《商君书·去强》,“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等皆应在国家掌握之中。而参照秦简《封诊式》中的《封守爰书》则更见户口管理内容之详尽。“乡某爰书: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甲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妻曰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其中记载了户主姓名、职业、居住地、爵位、身高、妻子与子女姓名、性别、身高以及所有的房屋、田地、奴婢、牲畜等。而这一切的目的,则是为了使得“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从而方便君主最大化地汲取资源以富国强兵,完成其兼并诸侯的霸业。

正如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所言,“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人身管理法律制度的周秦之变,所反映的正是社会结构的周秦之变。

而再剧烈的社会变革其实都内含着某种递进传承的规律性。例如军功爵制下民众以耕战为要,其实就是把“国人”与“野人”的义务相融合;又如“国人”的六乡组织演化为法家什伍之制,其实也能从六遂组织中看出制度的端倪。

而这些所反映出的社会演进与法律嬗变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或许能为我们在变革年代自觉主动调适法律、改进社会治理提供些许宝贵的历史经验与理性思索。


责任编辑:莫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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