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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千字文》中的法律思维
发布时间:2017-08-24 14:55 星期四
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

  □ 郝铁川 (上海文史馆馆长)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我后来系统地读了古代蒙学丛书,方知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没有现代通讯传播工具的条件下,编写教材,让少年儿童反复吟诵,幼时入脑,长大入心,这是古代进行法制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式。我在拙文《简析〈三字经〉中的法律文化》中指出“三(《三字经》)、百(《百家姓》)、千(《千字文》)”是古代以至民国初期流行最广的儿童读物,在传播中华法系的法律理念方面作用甚巨。

  《千字文》的组成部分

  《千字文》的原名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是用来教授儿童基本汉字的一首长韵文。它是一篇由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组成的文章。据说是南朝梁(502年─549年)的梁武帝为其公主练习书法,而委托周兴嗣(470年─521年)创作的。《千字文》有句无篇,章法比较松散,今人一般依据清人汪啸尹纂辑、孙谦益参注的《千字文释义》的说法,将《千字文》分为四个部分。

  从第一句“天地玄黄”开始,至第三十六句“赖及万方”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人类历史的起源。先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等自然界现象的产生,再说人类“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的早期历史。最后指出治国的原则是教化优先:“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从第三十七句“盖此身发”开始,至第一百零二句“好爵自靡”为第二部分。这一部分重在讲述人的伦理准则。在个人修身上要“克念作圣”,“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讲究诚信;在孝亲方面要珍惜父母传给的身体,早起晚睡,让父母冬暖夏凉;在报效国家上要“学优登仕”,移孝作忠;夫妻之间要“夫唱妇随”,兄弟之间要“同气连枝”,待人接物要注意身份等级,“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从第一百零三句“都邑华夏”开始,至第一百六十二句“岩岫杳冥”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主要表述从政可以封妻荫子、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例如,当大官可以进京城,看到“宫殿盘郁,楼观飞惊”,可以参加朝廷宴会,遍览皇家所藏图书,可以“户封八县,家给千兵”,“世禄侈富,车驾肥轻”,“策功茂实,勒碑刻铭”。

  从第一百六十三句“治本于农”开始,至第二百四十八句“愚蒙等诮”为第四部分。这一部分内容芜杂,通常被认为是讲述“君子治家处身之道”,但也不尽然。例如,按照“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从政者如果遇到耻辱等不被所用等危险,就应及时隐退,“殆辱近耻,林皋幸即”(知道有危险耻辱的事快要发生,还不如归隐山林为好),并且耐得住寂寞,“索居闲处,沉默寂寥”。要耕田纳税,传宗接代,延续香火。

  《千字文》中的法律思维

  大体而言,《千字文》是以《大学》中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线展开论述的。表现出来的法律思维主要有:

  第一,“圣君贤相”的人治论。中国古代不像西方崇奉基督教的国家那样,认为只有上帝“全知全能”,人类犯有“原罪”,需要上帝拯救,“人治”没有合理依据。中国古代认为人性本善,“有治人,无治法”,“徒法不足以自行”,理想的统治格局是“圣君贤相”。《千字文》说“吊民伐罪,周发殷汤。坐朝问道,垂拱平章”(安抚百姓,讨伐暴君,有周武王姬发和商君成汤。贤君身坐朝廷,探讨治国之道,垂衣拱手,和大臣共商国事),“俊乂密勿,多士寔宁”(能人治政勤勉努力,全靠许多这样的贤士,国家才富强安宁),即反映了追求“圣君贤相”格局的思想。

  第二,行孝尽忠的人生理想。中国古代不像西方崇奉基督教的国家那样,把灵魂得救、皈依上帝作为人生终极目的,而是以在人间行孝尽忠,光宗耀祖为人生最高境界。《千字文》说“资父事君,曰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供养父亲,待奉国君,要做到认真、谨慎、恭敬。对父母孝,要尽心竭力;对国君忠,要不惜献出生命),“学优登仕,摄职从政”(学习出色并有余力,就可做官,担任一定的职务,参与国家的政事),即反映了行孝尽忠的思想。

  第三,尊卑严明的礼治原则。中国古代不像西方崇奉基督教的国家那样,认为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儿女,相互之间都是兄弟姐妹。中国是重视人文伦理的礼仪之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理念,“三纲”重等级,“五常”重亲爱,力图在差别对待中寻求和谐。《千字文》说“乐殊贵贱,礼别尊卑”(选择乐曲要根据人的身份贵贱有所不同;采用礼节要按照人的地位高低有所区别),“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外受傅训,入奉母仪(长辈和小辈要和睦相处,夫妇要一唱一随。在外面要听从师长的教诲,在家里要遵守母亲的规范)。诸姑伯叔,犹子比儿(对待姑姑、伯伯、叔叔等长辈,要像是他们的亲生子女一样)。孔怀兄弟,同气连枝(兄弟之间要非常相爱,因为同受父母血气,犹如树枝相连)”,即反映了尊卑与友爱相结合的纲常礼教思想。

  第四,德主刑辅的刑治论。中国古代不像西方崇奉基督教的国家那样,认为人类具有“原罪”,法治源于防恶。而是认为人性本善,后来有的变恶,因此要“德主刑辅”。《千字文》说“何遵约法,韩弊烦刑”(萧何遵循简约刑法的精神制订九律,韩非却受困于自己所主张的严酷刑法),“诛斩贼盗,捕获叛亡”(对抢劫、偷窃、反叛、逃亡的人要严厉惩罚,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即反映了“德主刑辅”的思想。

  与《三字经》相比,《千字文》所言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五伦”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尊卑服从,而非相对的双向尊重。这大概是因为《千字文》是周兴嗣以臣子身份而奉梁武帝的命令之作,因此,不敢继承先秦儒家的五伦相对主义的理念。

  与《三字经》相比,《千字文》强调当官要能进能退,在“退”上更加用力。例如,“节义廉退,颠沛匪亏”(气节、正义、廉洁、谦让的美德,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也不可亏缺),“性静情逸,心动神疲”(品性沉静淡泊,情绪就安逸自在;内心浮躁好动,精神就疲惫困倦),“索居闲处,沉默寂寥”(离群独居,悠闲度日,整天不用多费唇舌,清静无为岂不是好事),“求古寻论,散虑逍遥”(想想古人的话,翻翻古人的书,消往日的忧虑,乐得逍遥舒服),“欣奏累遣,戚谢欢招”(轻松的事凑到一起,费力的事丢在一边,消除不尽的烦恼,得来无限的快乐)。这大概是作者周兴嗣以臣子身份向梁武帝表明自己“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恬淡之心吧。

责任编辑: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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