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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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法制网发布时间:2016-01-26 10:08:50

  法制网记者 张国强

  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18468件,办结16575件,同比分别增长近39%和40%;审限内结案率达98%,同比上升11%。这是2015年12月31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管办晒出的该院2015年审判数据“成绩单”。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大连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梁军告诉《法制日报》记者:“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立案登记制全面实施,大连两级法院收案总量在2015年达到历史最高点,案多人少,办案压力陡增。面对困境,我们迎难而上,牵住了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积极完善司法责任制改革,用‘放权’增强法官办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力构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

  放权

  让法官能做主

  “让审理者裁判”,简单说,就是让法官说了算。

  “过去裁判文书实行院庭长审批制,弊端甚多:一是权力不落地,审理案件的法官只有审理权,没有裁决权,审与判分离;二是责任难划分,每个人各管一段,一旦出了错案,看似谁都有责任,谁又都不负责任,责任空转。”

  作为院司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梁军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现在,一张“签发单”的变迁折射出“让审理者裁判”这一理念落到了实处。单子上的“签发”“审核”“主送”“抄送”“承办单位”等栏目变成了“合议庭成员联合签署”,逐级请示、层层审批的行政化办案大幅削减。

  “落实司法责任制,就是要去除‘审者不

  判、判者不审’的行政化办案弊端,就是要遵循司法规律,体现法官审理案件的亲历性和审判的独立性。”梁军这样为改革定调。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大连中院专门制定《合议庭工作规则》,实行谁的案件谁审理、谁办的案件谁签发。这些规则的制定,对审判权运行“去行政化”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贾春雨是知识产权庭的办案骨干,去年通过院内竞聘成为合议庭审判长。角色的变化让她对改革“放权”体会得更为深刻:“现在从开庭、起草审理报告、提交合议,再到签署裁判文书,每个环节都由办案法官自己负责,案子怎么判,不用再向院庭长报告。”

  与此同时,大连中院积极推进审判委员会由讨论个案向宏观指导转变,使其真正发挥总结审判经验、制定审判政策、统一法律适用、重大案件把关定向的作用。据统计,2015年,审委会讨论案件同比减少20%,审判管理类议题占到1/5。

  为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大连中院还要求院庭长在做好审判管理工作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回归本职、回归法庭。目前,院庭长办案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仅2015年,院庭长就办结案件3212件,占全部已结案件的近20%。

  配套:让法官做好主

  让法官做得了主,也得让法官做得好主,这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开始后大连中院党组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

  “以前在案件的处理、裁判文书的制作中有一定的惰性和依赖心理,总是希望庭长、审判长这些经验丰富的人能够‘把把关’,现在不得不丢掉‘丢掉拐杖、挑起担子’”。作为一名审判“新兵”,民一庭法官王鹏程向记者坦言。

  王鹏程的感受得到了许多法官的认同。为了能让裁判文书经得起检验,不少年轻法官经常是十遍八遍地改,释法说理更是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可是,即便如此,仍有一些案件让他们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力有不逮。

  “对于一些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别说年轻法官,一些老法官有时也吃不透、拿不准。”逄春盛现任民一庭审判长,在院内有“业务大拿”的雅号,时不时他总能遇到上门请教的法官。

  疑难案件虽少,但确如重石压肩。对此,大连中院党组早有预案:推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

  2015年9月,记者就亲历了一次该院的专业法官会议。会议缘起一件房屋租赁纠纷案件,民二庭与审监庭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出现严重分歧,双方均认为应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进行讨论。在承办法官对案件进行简单陈述后,参加会议的民事部类审判长开始依次发表意见,并最终达成共识。发言顺序严格按照与会人员的法官等级由低往高依次进行,最后才是审委会委员发言。“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领导定调、下属跟风’情况的出现。”主持会议的梁军告诉记者。

  梁军介绍说,作为一种前置性的过滤机制,专业法官会议制度使很多问题得以先期解决,减少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概率,同时也避免了法官因业务知识、办案经验不足出现的职业风险。

  针对“执行难”问题,大连中院出台《关于调整和完善执行权运行机制意见》,实行审执分离。同时,推动“互联网+法院”跨界融合,建成覆盖全市法院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极大提高了执行效率。据统计,系统自去年12月1日运行以来,完成查询179314次,反馈查询资金72亿多元。

  伴随着相关配套措施的施行,大连中院法官们实现了办案由“过得去”向“过得硬”转变。数据显示,2015年,大连中院审结案件同比增加四成多;审限内结案率同比上升1/10;案件平均审理时间同比减少近7天。

  监督:让法官有权不任性

  没有了“把关者”,法官权力大了,是否会带来新的司法不公?这既是社会舆论的普遍担忧,也是大连中院改革伊始就着力解决的问题。大连中院坚持“权力与制约并行”原则,注重从制度上念好“紧箍咒”、筑牢“防火墙”。

  制定了《审判质效考评实施细则》,用15项专业指标对法官的办案质效进行考评。“审管办每月都会在法院内网进行通报,虽然没有排名,但同事们自己心里都会比较。”不少刚办案的法官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危机感。

  大力推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司法公开服务平台建设。重点落实裁判文书上网,全年公布裁判文书11926份,做到应当公开的裁判文书全部上网公开。同时,创新公开方式,召开新闻发布会11次,开通官方微信,及时公布法院重要工作和重大案件的审理情况,接受公众法律咨询和投诉建议。

  使用好案件评查这一监督利器。该院评查委员会由具有10年以上审判工作经历的优秀资深法官组成,定期随机抽取一定比例案件进行常规评查,对发回重审、改判、再审以及督办、信访等重点案件进行专项评查,评查结果在院内公布,并纳入考评依据。

  拉起廉政纪律的“高压线”。在2014年开展法官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大讨论的基础上,大连中院出台严格约束和规范法官行为的“十严禁”,重点规范法官与当事人、律师及特殊关系人之间的交往行为。

  自2015年9月开始,大连中院法官在报结案时要如实填写《案件过问情况登记表》,否则审管办一律不予结案认定。这是该院出台的防止领导干部、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干预、过问案件的“十个一律”中的硬性规定。“制定这样的权力清单,就是要让法官明白,凡在权力清单范围内的职责‘必须为’,凡权力清单没有授权的‘不可为’。”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贺真理告诉记者。

  截至2015年7月,大连中院通过“以上率下、以上促下、以上带下”方式,使辖区的11家基层法院全部构建起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在辽宁省内率先全面落实了司法责任制。

  本报大连1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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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院司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梁军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现在,一张“签发单”的变迁折射出“让审理者裁判”这一理念落到了实处。单子上的“签发”“审核”“主送”“抄送”“承办单位”等栏目变成了“合议庭成员联合签署”,逐级请示、层层审批的行政化办案大幅削减。

  “落实司法责任制,就是要去除‘审者不

  判、判者不审’的行政化办案弊端,就是要遵循司法规律,体现法官审理案件的亲历性和审判的独立性。”梁军这样为改革定调。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大连中院专门制定《合议庭工作规则》,实行谁的案件谁审理、谁办的案件谁签发。这些规则的制定,对审判权运行“去行政化”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贾春雨是知识产权庭的办案骨干,去年通过院内竞聘成为合议庭审判长。角色的变化让她对改革“放权”体会得更为深刻:“现在从开庭、起草审理报告、提交合议,再到签署裁判文书,每个环节都由办案法官自己负责,案子怎么判,不用再向院庭长报告。”

  与此同时,大连中院积极推进审判委员会由讨论个案向宏观指导转变,使其真正发挥总结审判经验、制定审判政策、统一法律适用、重大案件把关定向的作用。据统计,2015年,审委会讨论案件同比减少20%,审判管理类议题占到1/5。

  为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大连中院还要求院庭长在做好审判管理工作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回归本职、回归法庭。目前,院庭长办案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仅2015年,院庭长就办结案件3212件,占全部已结案件近20%。

  配套

  让法官做好主

  让法官做得了主,也得让法官做得好主,这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开始后大连中院党组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

  “以前在案件的处理、裁判文书的制作中有一定的惰性和依赖心理,总是希望庭长、审判长这些经验丰富的人能够‘把把关’,现在不得不丢掉‘丢掉拐杖、挑起担子’”。作为一名审判“新兵”,民一庭法官王鹏程向记者坦言。

  王鹏程的感受得到了许多法官的认同。为了能让裁判文书经得起检验,不少年轻法官经常是十遍八遍地改,释法说理更是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可是,即便如此,仍有一些案件让他们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力有不逮。

  “对于一些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别说年轻法官,一些老法官有时也吃不透、拿不准。”逄春盛现任民一庭审判长,在院内有“业务大拿”的雅号,时不时他总能遇到上门请教的法官。

  疑难案件虽少,但确如重石压肩。对此,大连中院党组早有预案:推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

  2015年9月,记者就亲历了一次该院的专业法官会议。会议缘起一件房屋租赁纠纷案件,民二庭与审监庭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出现严重分歧,双方均认为应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进行讨论。在承办法官对案件进行简单陈述后,参加会议的民事部类审判长开始依次发表意见,并最终达成共识。发言顺序严格按照与会人员的法官等级由低往高依次进行,最后才是审委会委员发言。“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领导定调、下属跟风’情况的出现。”主持会议的梁军告诉记者。

  梁军介绍说,作为一种前置性的过滤机制,专业法官会议制度使很多问题得以先期解决,减少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概率,同时也避免了法官因业务知识、办案经验不足出现的职业风险。

  针对“执行难”问题,大连中院出台《关于调整和完善执行权运行机制意见》,实行审执分离。同时,推动“互联网+法院”跨界融合,建成覆盖全市法院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极大提高了执行效率。据统计,系统自去年12月1日运行以来,完成查询179314次,反馈查询资金72亿多元。

  伴随着相关配套措施的施行,大连中院法官们实现了办案由“过得去”向“过得硬”转变。数据显示,2015年,大连中院审结案件同比增加四成多;审限内结案率同比上升1/10;案件平均审理时间同比减少近7天。

  监督

  让法官有权不任性

  没有了“把关者”,法官权力大了,是否会带来新的司法不公?这既是社会舆论的普遍担忧,也是大连中院改革伊始就着力解决的问题。大连中院坚持“权力与制约并行”原则,注重从制度上念好“紧箍咒”、筑牢“防火墙”。

  制定《审判质效考评实施细则》,用15项专业指标对法官的办案质效进行考评。“审管办每月都会在法院内网进行通报,虽然没有排名,但同事们自己心里都会比较。”不少刚办案的法官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危机感。

  大力推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司法公开服务平台建设。重点落实裁判文书上网,全年公布裁判文书11926份,做到应当公开的裁判文书全部上网公开。同时,创新公开方式,召开新闻发布会11次,开通官方微信及时公布法院重要工作和重大案件的审理情况,接受公众法律咨询和投诉建议。

  使用好案件评查这一监督利器。该院评查委员会由具有10年以上审判工作经历的优秀资深法官组成,定期随机抽取一定比例案件进行常规评查,对发回重审、改判、再审以及督办、信访等重点案件进行专项评查,评查结果在院内公布,并纳入考评依据。

  架起廉政纪律的“高压线”。在2014年开展法官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大讨论的基础上,大连中院出台严格约束和规范法官行为“十严禁”,重点规范法官与当事人、律师及特殊关系人之间的交往行为。

  自2015年9月开始,大连中院法官在报结案时要如实填写《案件过问情况登记表》,否则审管办一律不予结案认定。这是该院出台的防止领导干部、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干预、过问案件的“十个一律”中的硬性规定。“制定这样的权力清单,就是要让法官明白,凡在权力清单范围内的职责‘必须为’,凡权力清单没有授权的‘不可为’。”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贺真理告诉记者。

  截至2015年7月,大连中院通过“以上率下、以上促下、以上带下”方式,使辖区的11家基层法院全部构建起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在辽宁省内率先全面落实了司法责任制。

  法制网大连1月25日电

(责任编辑:沈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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