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春生:一个法官眼里的西藏法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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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法制网发布时间:2015-09-09 09:45:57

  法制网记者 廖卫华 通讯员 张黎黎

  康春生的取名颇有渊源。

  日喀则康玛县人,故姓康;出生在1960年春寒料峭的那个元旦,名春生。

  康春生的父亲是昌都芒康人、母亲是日喀则帕里人,而他却只取了这个汉族名字。

  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康春生给了一个又红又专的回答:父母刚在康玛县工作那会,当地有很多十八军战士,对“金珠玛米”的极度崇拜之情,让当地很多干部争先恐后地给自己孩子取汉族名字,康春生的父母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受父母那一辈大无畏的革命情怀熏陶,初中毕业后康春生选择了参军,那是1977年11月底。

  5年后,退伍。干过萨玛达区文书、康玛县政府文秘,去过党校文化补习班,1986年调入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当书记员到现在的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就再未离开过法院。

  80年代:骑马到山沟里审案

  进入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康春生是以工代干的方式。

  两栋平房是办公区域,几栋土坯房是干部宿舍。干部职工30余人。一切还在起步的忙乱阶段。

  “文革期间,公检法司合并办公,统一由民管会负责。大概70年代末,政法机关又各自恢复重建,开始各司其职。”康春生到的那些年,也就是政法系统“分家”后各自重建职能的起步阶段。

  条件差、人员少、职责杂,自不在话下。

  1987年年底,康春生跟随当时的民庭庭长到白朗县巴扎乡审理一起抚养案件。当事人住在巴扎乡的一个山沟里,出发时法院用仅有的一台吉普车把他们送到乡里,从乡到村还有十几公里的土路,康春生和庭长只得从乡里借了马往沟里赶。

  到了沟里,见到了23岁的当事人——一名未婚妈妈。女孩到日喀则打工,与人同居后回家生下孩子,家里太穷,不得已把男方告到县人民法院要抚养费。白朗县人民法院判了男方每月15元的抚养费,同样穷困的男方无力支付上诉到日喀则中级人民法院。

  康春生他们去就是为了这个上诉案。

  几经调解,最终判男方每月支付5元抚养费。

  5元钱在80年代是什么概念呢?“我的工资那时是46元钱。”纠纷就此平息。

  在那个年代,法院审理的案子绝大多数也就是这种没有办理结婚证的“离婚案”、家庭矛盾纠纷案等。

  “现在,随着普法宣传以及民政部门的努力,广大农牧民群众结婚需办理结婚证的意识有了极大的增强,这是对自身的保护更是对家庭的保护。”康春生说。

  90年代:民告官开始出现 案件量猛增10倍

  在进入法院系统的前几年,康春生经手的多是这种芝麻大、绿豆小的案子,一年数量也不过十几起。

  变化是在九十年代。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把发展和稳定作为西藏工作的两件大事来抓。会议精神得到了落实,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繁荣。

  经济发展加快,映射到法院,就是案件多了起来,案件类型丰富了起来。

  “数量猛增。”康春生说,光中院一年接收的案子就超过100件,与八十年代相比,翻了十倍。

  合同、名誉权、著作权等新型的案件类型开始出现。

  最令康春生感到法治建设加快脚步的是行政案件的出现。

  1991年“行政诉讼法”正式颁布实施,也正式开通了一条“民告官”之路。

  1995年,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接到一起民告官案件。亚东县把当地一个林场承包给一名商人,由于其违法砍伐树木,县政府决定收回林场。康春生记得,当时亚东县人民法院判政府给承包商赔偿4.5万元,承包商不服、县里不愿赔,于是,双双上诉到日喀则中级人民法院。

  康春生那时已是民庭庭长,案子就交到他手里。“林场的承包是给了承包费,县政府突然说收回,虽然是商人违法砍伐在先,但承包费该赔偿的还是得赔偿。”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最终判亚东县赔偿承包商6.7万元。

  透过这些案件的审理,康春生明显地感受到了法治的进步,更明显地是群众法治意识的增强。

  21世纪:群众法律意识提高倒逼法官求学

  群众法律意识提高得太快了。

  2001年,康春生听到两个包工头的一段谈话。

  “合同该怎么写呢?”

  “从网上看,自己回去琢磨。”

  “写合同,得注意哪些问题?”

  “关键得把双方责任写清楚,还有违约后谁负多大责任!”

  ……

  这两个包工头对法律的“钻研”,令康春生啧啧称奇。

  进入2010年后,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商标侵权、著作权侵权等知识产权类的案子,合同纠纷类的案子开始多了起来,这些变化,让康春生感觉到压力。他开始进修学习,遇到问题经常向院里的年轻科班大学生和自治区高级法院的专家请教。

  在90年代以前,法院的骨干基本上是像康春生这种“半路出家”的,法律理论知识的欠缺靠的是法律实践的弥补。

  然而,随着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依法行政要求的提高,这些骨干开始捉襟见肘。

  “大概90年代初,开始陆续有正规法学院毕业的法官分分配过来,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法官恰好是一种互补。”以理论促实践、以实践证理论是那个年代政法系统共有的特点和运行方式。

  但是,不管是案件数量的增加、案件类型的丰富还是群众法律意识增强带来的压力,康春生从中看到的是历史车轴不断前进的有力脚步。

  “案件增加速度,与当地经济发展速度、群众法律意识提高的速度恰好成正比。”康春生一言所概,正是他近30年法律工作所见之精髓。

  法制网拉萨9月8日电

  

(责任编辑:沈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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