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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日报》记者 辛红 《法人》见习记者 李辽
近日，欧洲统一专利法院（UPC）上诉法院就vivo与Sun Patent Trust（以下简称SPT）之间的标准必要专利（SEP）纠纷作出裁定，驳回了vivo提出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UPC巴黎地方分庭此前关于管辖权初步异议的决定。
这是双方关于程序的一次交锋，但关于案涉专利是否侵权、专利本身是否有效，以及许可条件/FRAND条款如何认定的实体审理才刚刚开始。但这一裁定，已经清楚传递出一个信号：在UPC，管辖权异议很难有效阻止案件推进。
专利私掠者策略奏效
在业内，专利信托机构SPT被普遍认为是全球蜂窝技术领域头部的专利私掠者。其并不从事实业经营或技术研发，而是通过向其他企业收购专利用于高价许可或诉讼以牟利。2024年5月，该机构曾对中国企业小米发起过专利侵权诉讼，索赔金额约3亿美元。
国际商业咨询公司Stout曾在发布的报告中表示：从专利族收费情况来看，通信领域SEP私掠者的要价约为非私掠者专利使用费的15倍，远高于行业一般水准；以此费率为基准计算，私掠者拥有的蜂窝SEP的隐含许可费累计负担总额将高达每台手持设备平均销售价格的164.07%。
SPT与vivo的专利纠纷始于2025年4月。前者就两项欧洲专利在UPC巴黎地方分庭对vivo提起侵权诉讼，主张自己的4G+相关SEP在法国、德国遭到侵害，并请求法院确认其提出的许可条件符合FRAND原则（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同时在被告拒绝接受相关许可条件的情况下申请禁令救济。
vivo对此提出了初步异议，主张原告提出的FRAND许可条款确定请求属于独立请求，不属于统一专利法院协定（UPCA）规定的专属管辖范围，UPC无权审理。巴黎地方分庭于2025年10月裁定驳回该初步异议，并决定将FRAND条款请求的可受理性问题留待实体程序中一并处理，同时准许上诉。
在上诉程序中，vivo主张一审法院程序适用错误，认为仅有承办法官有权决定是否将初步异议延后至实体审理阶段，而合议庭直接作出该决定超越权限，同时坚持认为FRAND条款请求具有独立性，应在程序初期就被认定为不可受理。
今年3月16日，UPC上诉法院驳回vivo基于管辖权初步异议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裁定。该法院认为，由合议庭决定将初步异议并入实体审理，并不存在程序违法，同时还进一步认定，一审法院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并未越界。该法院强调，FRAND条款的确认仅作为实现禁令救济的前置条件，是从属于侵权主张的附随问题，而非独立诉讼请求。
此案中，SPT运用的诉讼策略十分巧妙，直接将FRAND问题嵌入侵权诉讼中，将该问题从“实施人的抗辩”转化为“原告寻求禁令的前置条件”。
上海市汇业（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玉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SPT单独提起一项仅请求UPC裁定全球FRAND许可条件的独立之诉，可能存在被认定不属于UPC专属权限的风险；而在本案中，由于FRAND请求已被嵌入‘侵权认定—FRAND条件确认—禁令救济’的整体救济链条，UPC认为无需在前置程序中将其排除，可以留待在主案中一并处理。”
鉴于vivo之前已经提出FRAND抗辩，这意味着，FRAND问题无论如何都会进入主案实体争论。目前有待主案继续审理的问题更多，也更关键。杨玉方说：“如涉案两项欧洲专利是否有效、vivo产品是否落入权利要求保护范围、SPT提出的许可条件是否构成FRAND、vivo是否构成欧洲法意义上的愿意被许可方、如若侵权成立是否应授予禁令及其他救济。”他认为，现在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赢谁输”，而是主案将如何处理侵权、FRAND抗辩和禁令之间的关系。
程序战术不适用于UPC
“虽然这只是程序上的交锋，但并不意味着这次裁定不重要。”在北京桓润律师事务所主任侯广看来，vivo没能成功阻止UPC审理该案或在早期争取到程序上的延缓，处于相对被动的境地。“以往在美国或一些欧洲国家的法院，被告抛出一个管辖权异议，通常能让案件停滞大半年甚至更久，为自己争取更多准备和应对的时间，但这套策略不适用于UPC。”
UPC十分追求诉讼效率。杨玉方认为，UPC更关注的是，把争点（SEP纠纷中的争议焦点）前置处理是否能提高效率，如果不能提高效率，反而造成事实及法律问题在不同阶段重复争辩，就没有必要硬性切开。
据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牧然介绍，德国法院和UPC的诉讼节奏非常快，从立案到作出禁令判决通常只需一年左右。“中国企业如果采取防御动作、反制措施不够及时、果断，一旦禁令下达，产品将被迫退出市场，陷入被动局面。”
目前，在应对欧洲SEP争议时，一些企业存在着误区，高估了程序性抗辩的价值。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律师汝燕飞说：“有的实施方认为，管辖权异议、禁诉令策略，或在某国进行的平行程序，能够拖延或中和欧洲的SEP执法。然而，在德国和UPC，法院关注的重点在于实质性的FRAND行为，尤其是实施方是否愿意以FRAND条件取得许可。”从目前来看，即便是实施方提出了复杂的管辖权异议，德国和UPC法院也已经多次在实施方被认定为“不是善意实施人”时签发禁令。
但杨玉方认为，vivo提出程序异议并非不合理。“UPC究竟能走多远、能否最终发展出类似英国法院那样更强的FRAND裁判职能，仍处于不断演进当中。只是从当下来看，UPC更倾向于把这类争议点放在完整的实体结构中去审视。但并不等于UPC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稳定、终局意义上的全球FRAND裁判方法论。因此，未来中国企业在欧洲面对SEP纠纷时，既不能低估UPC的整合能力，也不能过早放弃对其权限边界、程序节奏和裁判方法的抗辩空间。”他说。
本案广受关注，目前已释放出几个信号——在本案当前的诉请结构下，FRAND争点被纳入侵权与救济结构之中，而不再只是外围谈判背景。杨玉方说：“对于权利人而言，UPC越发像一个统一诉讼平台，更具吸引力；对于实施人来说，则不能仅把UPC理解为一个‘普通欧洲侵权法院’，要把它视为一个可能同时处理侵权、程序、保密和FRAND行为评价的复合型司法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UPC在处理SEP案件时，并非在纯专利法的“真空”中运作。杨玉方介绍，UPCA明确要求UPC完整适用欧盟法并尊重其优先性，同时要求UPC像成员国法院一样与欧盟法院合作，通过先决裁决机制确保欧盟法的统一解释，还进一步规定UPC审案时的法律渊源包括欧盟法、UPCA、EPC（欧洲专利公约）、对所有缔约国都有约束力的其他与专利相关的国际协定及国家法。“这意味着，SEP案件在UPC里是一个专利法、竞争法、合同法和程序法交叉的场域。”
做“善意实施人”很关键
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慕尼黑办公室Daniel Seitz博士认为，有些企业会假定欧洲法院会替当事方确定一个FRAND费率，这也是一个误区。“不同于英国，德国法院和UPC一般不会将确定FRAND费率作为签发禁令的前提。”不过，他表示，在最近一次案件审理中，UPC曼海姆地方法庭重申，如果实施方提出了FRAND反诉，UPC有权确定一个FRAND费率，即使主张的专利被宣告无效或不构成侵权，因为FRAND请求涉及全球SEP专利组合。但重要的是，确定FRAND费率要求实施方被认定为是“善意实施人”。
目前，一些中国企业比较容易被认定为不是“善意实施人”。孙牧然说：“过往多个案例显示，中国企业在欧洲常被法院认定未积极参与谈判，其原因有二：一是企业对SEP权利人的许可请求缺乏系统应对经验，未能及时反馈、提出合理反要约或保留完整谈判记录；二是欧洲FRAND法律框架与国内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德国，善意实施人的证明标准较为严苛，很多中国企业难以获得禁令豁免机会。”
Daniel Seitz博士建议，为了获得更有利的结果，实施方要尽早、明确并可信地表达无条件愿意取得许可的意愿，并积极参与许可谈判。“由于德国法院和UPC特别强调实施方取得许可的意愿，而不是费率确定，因此，是否符合善意实施人的判断标准以及实质性地参与许可谈判，被视为首要考量因素。程序性战术如禁诉令策略，可能适得其反，导致实施方被认定为非善意实施人。”
他表示，中国企业应当密切关注判例法的进展。例如，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通常要求实施方不仅需要提供担保，还应先向SEP持有人支付没有争议的部分许可费，这才会被视为是“善意实施人”。
侯广说，企业在收到非专利实施实体的警告信时，不能不回应或敷衍应付，必须在合理时间内给出有实质内容的回复，主动要求对方提供权利要求对照表及费率计算要点等资料。即便在评估后认为对方报价过高，也不能回复一句“不同意”了事，而是尽量作出反向报价努力。
汝燕飞说：“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是，由于SEP争议具有全球性，企业需要严格协调在欧洲、中国、英国和美国的平行程序，要避免在欧洲采取的立场与在其他法域中作出的陈述相矛盾。这不仅要求当事方内部团队之间密切协作，也要求各外部律师团队之间密切配合。”
杨玉方认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真正的难点是跨语言、跨业务单元、跨法域的同步保存“愿意被许可”的记录并处理保密规则。“SEP权利人提出具体书面FRAND要约后，实施人需要及时、勤勉、客观作出回应，必要时提出FRAND反要约，并为过去和未来的使用提供适当担保。”他建议企业让公司法务、知识产权、商务和财务团队更早介入同一谈判线索，避免内部口径不一致、回复节奏不连贯、反要约缺乏支撑。“中国企业并非天然处于弱势，但在欧洲SEP案件中，‘记录’本身就起着实体防御的功能。”
编辑：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