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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即使胜利也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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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国防参考发布时间:2015-12-08 16:24:55

    编者按

    2015年9月19日为我国第十五个“全民国防教育日”,金一南教授以《即使胜利也不能忘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题,在国防大学作了一场精彩的专题演讲,讲稿的部分观点经梳理后已由媒体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在这次演讲中,金一南教授针对当前社会上有的人忽视抗战胜利背后的种种历史教训的现象,通过引述、分析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有力地阐述了中华民族必须珍视并用好抗战胜利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启示的思想观点,见解深刻、发人深省。经金教授本人授权,本刊将其原稿中尚未公开发表的内容进行梳理整合,以飨读者。

    为什么抗战初期小日本会认为短时间内可灭亡大中国?

    日本是个岛国,国土面积约37.8万平方千米;中国是个大陆国家,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日本的25倍。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人口不到1亿;而中国人口约有5亿,为日本的5倍以上。为什么抗战初期小日本会认为短时间内可灭亡大中国?

    就是因为日本看准了当时中国的虚弱。

    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约有1.09万人,其时驻守东北的中国军队约有20万人,但2天丢了沈阳,7天丢了辽宁,3个月不到东三省沦陷。爆发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江桥抗战”被称为打响了“中国有组织抗战的第一枪”,这场由马占山率领的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斗,打响于1931年11月4日。

    可以想见,自“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中国军队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步步后退,直到最后无路可退时,才出现了有组织的军事行动,才有一支中国军队正式开枪抵抗,这对我们来说,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

    板垣征四郎被称为“东北汉奸之父”,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后,他在东北网罗了很多人。为什么东三省几乎没有抵抗,就被日军一个个占领呢?因为汉奸实在是太多了!

    板垣诱逼臧式毅出任奉天伪省长,推动熙恰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策动张景惠宣布黑龙江独立,牢控伪满洲国溥仪、罗振玉、赵欣伯、谢介石等人。

    正是这些依附于日本侵略者的汉奸们,将东三省拱手送给了侵略者。近代以来,对中国研究、了解最多的国家是日本,而对中国伤害、掠夺最大的国家也是日本,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对当时中国的弊病看得太透了。

    再看“华北汉奸之父”土肥原贤二。“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曾出任奉天市市长,但市政府没有日常开支经费,他就以个人名义担保,借款来维持市政运转。后来,日本国会同意拨款,但特别申明只从国会通过拨款事宜之日起算,之前的借款概不负责偿还。

    最后,土肥原不得不用自己的薪俸去偿还担保借款。土肥原一大家几十口人在日本,还挤住在小屋子里面,因为实在没钱买房。这种绞尽脑汁、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去执行侵略政策的侵略者,事实证明对中国的危害也最大。

    1948年,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受刑顺序由个人抽签决定。土肥原抽到第一签,第一个被绞死。这是他罪有应得。

    此外,阎锡山也差点被土肥原毁掉。他俩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利用这层关系,土肥原以“旅行”为名,将雁门关一带重武器可以通过的险要地点作了详细记录。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茹越口一带重武器无法通过,未在此构筑工事,部署的兵力也很少。直至日军利用土肥原的情报突然从这一空隙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后,阎锡山大吃一惊却悔之晚矣,晋北也因之迅速失守。

    还有一个人: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20世纪20年代,冈村宁次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其实,孙传芳并不信任日本人。他日语虽好,却从不说日语。

    冈村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在孙传芳面前受到敬重,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可军用地图却从来未给过我”。他还回忆北伐战争时,“有一天我去前线南昌,当地指挥官把华中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全部借给我,委托我制定作战指导方针。

    不久,前线节节败退,孙传芳束手无策,起锚顺流而逃跑。这时有位头脑冷静的人说,冈村老师赶紧雇条小船躲到日本军舰上去,我雇了条小船,仓促丢弃了所有的行李,却未忘记带上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

    冈村宁次回日本后将这套地图交给了日军参谋本部,他也因此受到重奖。1937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后,日军一指挥官宫崎周一说:“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重要作战,多亏有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

    所以说,今天的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更要知道他们要灭亡你时所用的极深的心计。冈村宁次在回忆录里讲到这些事时非常得意。他还专门讲到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顾维钧作为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前往上海处置。冈村宁次对顾维钧的评价是:“这个人既能为北洋政府服务,又能为国民政府服务,可见做人的节操十分一般。”

    而顾维钧长期与西方列强打交道,自己也有一套处世哲学:两国交战,不影响交友。此人还十分热衷于参加酒会、舞会这些交际场合。

    于是,冈村宁次就跟手下人交代,凡是顾维钧出现的场合,需尽快通知他,刻意营造了一次又一次和顾维钧的“邂逅”,两人经常聊得十分投机,冈村宁次很快就把中方处理“一·二八事变”的政策底牌全部摸去。

    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疏于防范、过于粗陋,而我们的对手则步步为营、精细筹划。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深刻认识到战争伟力之源的人是毛泽东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在华北战场一溃千里。当时的情况很明显,仅仅依靠正面战场,中国抗战很难取胜。有史料佐证,当时的枪炮弹药仅够支撑3个月。

    蒋介石说“可支持6个月”,也仅仅是综合衡量了国民政府所掌握的有限资源后得出的结论。而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怎么持久?如何持久?支撑持久战的战争资源在哪里?

    近代以来,中国诸多变革者,如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他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的改造,却都没有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

    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进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与革命一再失败。由于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封闭和愚昧,加之近代以来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摧残,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格几乎丢失殆尽,一般中国人尤其是农业人口,在侵略、压迫和摧残面前表现得麻木、散漫、冷漠甚至绝望。

    民众中弥漫着明哲保身,忍气吞声,为了一己利益或者苟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顾的空气。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活命的前提下变得无足轻重。

    但无论这些问题当时有多么严重,它也只是中国国民性的一面。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看见的却是中国国民性的另一面:民众是最大的资源,不是改造的对象,也不是利用的团体,而是力量的来源。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深刻认识到战争伟力之源的人,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说:“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在这里,最不被人看好的资源变成了最好的资源,变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力量。毛泽东说:“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我们举个例子:钱伟长,1931年以中文、历史双百的成绩,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5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钱伟长的叔叔是国学大师钱穆,他听从了钱穆的建议,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

    但同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钱伟长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拍案而起,据他回忆,“政府讲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了以后火了,下决心,我说我要学制造飞机大炮”。

    就在一夜之间,钱伟长做出了人生中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我们知道,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但他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

    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一开始坚决拒绝其转学理工的请求,直到后来被钱伟长的诚意所打动,答应他试读一年。为了实现内心的这个愿望,钱伟长学习极其刻苦,废寝忘食,每天奔波苦读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一年后数理化课程均超过了70分。5年后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成为物理系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

    抗日与强国的愿望,把本该成为文史学家的钱伟长变成了现代中国力学之父。

    我们今天常讲兴趣与爱好是一个人最大的动力。钱伟长因国家需要、民族需要,兴趣爱好发生如此大的改变,由最初痛恨理科,最后竟弃文从理,成为一代力学大师。

    2010年钱伟长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是这样写的,“从文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

    再看看爱国华侨陈嘉庚。陈嘉庚为支援抗战,捐款捐物无数,并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议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这在当时明显是针对有降日倾向的汪精卫而提的。陈嘉庚和汪精卫曾是莫逆之交,提案上去以后,身为议长的汪精卫认为内容太过尖锐,遂把提案改为《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

    抗战时,滇缅公路作为重要的战略运输线,但我们没有多少司机,陈嘉庚就动员华侨机工,志愿去开车、修车,不断往中国运送物资。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日军指挥官山下奉文下令“新加坡华人减半”,屠杀华人10万人,就是报复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对抗日战争的有力支持。

    抗战期间,众多知识分子如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等奔赴延安,总数达4万余人,前所未有。因此,也就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景象,在抗日军政大学,一个班里既有海外留学生也有文盲,真正是孔子“有教无类”的现代教育实践。

    当年,青年学生可以到延安,也可以到西安、重庆。到西安、重庆的国民党通信学校、国民党军官学校,不仅报销路费,还发津贴、发服装;可到延安抗大呢?路费自理,没有津贴,衣服只发一套。

    据当年的抗大学员回忆:天热了,学员们在延河里洗澡,先洗衣服,洗完后铺在河滩上晒个半干就上岸穿上。在抗大,吃的粮食自己背,冬天烧的煤自己背,木炭也得自己烧。但为何那么多人还毅然决然地奔赴抗大,究竟是为什么?

    2013年9月,我在上海给市委中心组讲课,时任上海市纪委书记(现任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跟我说,“连战先生到上海访问期间,我直接跟连战先生讲过,不要一说抗战就是你们国民党。

    我不讲别人,就讲我的父母。他们当年都是江浙富豪家的少爷和小姐,阶级属性跟你们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抗战期间他们都跑到延安而不去重庆?就是因为你们国民党抗日不坚决,而共产党坚决抗日”。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正是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了全民觉醒。

    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种族之别,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在这一艰难的历程中,中国民众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这是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更为广泛深刻地组织动员,发生在农村。因为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绝大多数的民众是农民。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写道,“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所以,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是与日本侵略者决胜的关键。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讲,“中国的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载他们所需的军需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实时谨防袭击”。

    毛泽东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的能量和资源是广大民众,蒋介石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中没有一个人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下的这句话被广泛引用,“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好,但却很少被引用,“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毛泽东看透并点破了中国的弊病及其根源,并不是武器装备差,也不是国力孱弱,最根本的是无组织。所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抓手,就是一定要把民众组织起来。

    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民众动员。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过了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我们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

    这种动员的广泛性,使地主也要抗日,资本家也要抗日,就像杨晓渡书记说的那样,其父母当年虽都是江浙富豪家的少爷、小姐,可为了抗日,最后都到延安去了。

    当时各地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民众动员委员会”纷纷建立,还有各种工作团、训练班,广泛动员民众参军、支前、参战。为了团结更多人,口号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

    陕北开明士绅李鼎铭向毛主席提出“精兵简政”的著名建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鼎铭原本是我们“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对象,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转化为陕北开明士绅,团结动员的空间大大扩大。

    城镇中成立“青年救国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农村中则组织起“农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农救会员,大儿子是工救会员,媳妇是妇救会员,小儿子是青救会员,孙子是儿童团员,人人都在不同岗位为抗日救亡努力。

    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展现的最大能量,就是把最广大的民众教育得有觉悟、组织得有力量。这样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令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的两个战场。

    后来很多日本军人回忆:宁愿与重庆作战,重庆部队一打就退,就散,缴获很多,抓俘虏很多,战果明显;在华北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就很难,刚一睡觉,他们来了,出去找,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弄不清在哪里,特别难适应。

    日军山口真一少尉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他的比较与总结是:“与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令人恐怖、神经紧张的战争,倒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回忆在中国的4年间,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更苦恼的。”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距山口真一少尉驻防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的一个村庄。那天,孩子们正在满村追逐玩耍,突然出现的大批日本鬼子,很快把村子包围了。正在村里开会的几个八路军区委干部来不及撤离,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们中间。

    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五千多人中,有一千多个孩子。日本人自认为找到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果,塞给每个孩子,说:“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村里的人。”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全村一千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日军逐个掰开孩子们攥紧的小手,把糖硬塞进去,孩子们马上像丢火炭一样把糖丢掉,小手重新紧紧攥上。看着掉落满地的糖果,日军毫无办法。

    最后,全村人成功掩护八路军区委干部脱险。这件事过去几十年后,有人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儿都不害怕?”这位已白发苍苍的老者回答:“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感召和良心坚守的力量竟如此强大,以至于使牵着狂吠的狼狗、端着子弹上膛的“三八大盖”的疯狂日军都无可奈何。

    在日军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一千多个孩子的所作所为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秀基因,一种不需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这即是所谓的“种”。

    一千多个孩子,个个有种。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巨大潜能像熔岩和地火一样,长期被压藏在普通民众的心底,即使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会被重新触发和唤醒。

    而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关键,就是激发蕴藏在民众灵魂深处的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最无可替代、最具有特色、为抗战胜利和民族觉醒做出的最为巨大的贡献。

    这也是狂妄地叫嚣“三个月就能灭亡中国”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悲哀所在:原本以为对手只是中国执政当局及其掌握的武装力量,结果发现不但要应对正面战场的正规军队,还要应对敌后战场上觉悟了的、有组织的、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

    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被广泛深入地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做到了这一点。

    时至今日,对于如何评价抗日战争,社会上还存在诸多争论。谁领导了这场战争?谁是抗战期间的中流砥柱?两个战场哪个作用大?国共各打了多少战役?双方各歼灭了多少敌人?

    有人说,共产党没做什么,国民党做了很多。这样说的人仅仅把抗日战争看成是一场战场较量,一场军事冲突,而没有看到在组织民众上的较量才是最根本、最致命的较量。

    中文对“危机”的解释最贴切也最准确:既包含危险,更蕴含机遇

    从历史逻辑和时间顺序上说,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其执政30余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既不能完成民族救亡,也不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既能完成民族救亡,又能推动并实现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遗毒和痕迹,而且从根本上整肃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学说的奠基者霍布斯说:“人人难以自我保存时,人们便自觉自愿地放弃权利开始缔约,指定一人或多人组成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将自己的意志服从于集体意志,将自己的判断服从于集体判断,在此基础之上实现联合,这就是国家。”

    历史证明: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代表和实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全民抗战中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所蕴含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培育新社会的摇篮。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稳定的、繁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1962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次酒会上,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把时任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黻叫到面前询问:听说中文对危机有不同解释?其时,肯尼迪刚刚从惊心动魄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缓过劲来,对“危机”两个字印象太深刻了。

    蒋廷黻告诉肯尼迪,中文的“危机”包含两层意思:“危”是指危险,“机”则是指机遇。肯尼迪听后连声赞叹,认为中文对“危机”的解释最贴切也最准确:既包含危险,更蕴含机遇。

    倘若,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危险,那么,我们的机遇又体现在哪里?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觉醒,是抗日战争给我们提供的最大机遇。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胜利肯定不会这样快地到来。

    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的最广泛深刻的组织动员,不但使广大民众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也使中国共产党本身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完成了重大角色转换:由阶级的先锋队转变为民族的先锋队。

    不但属于本阶级,更属于全民族。也正因这一有效转换,当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不仅仅是阶级利益的坚定代表者,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定代表者。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此语振聋发聩,道出了一百多年来全体中国人的心声。

    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不但成为抗战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更成为今天和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中华民族百年沉沦,历经苦难。1915年,留学美国的胡适曾写下一段话:“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此语,至今未衰。”

    喻中国为睡狮的拿破仑,是法国科西嘉人。2014年3月,在巴黎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讲了一句话:“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责任编辑: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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