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中国仲裁的适用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王承杰

（2021年6月25日 北京）

尊敬的安娜秘书长，

尊敬的卢鹏起副会长，

尊敬的帕利塔·科霍纳（Palitha KOHONA）大使，

尊敬的李詠箑司长，

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上午好！

首先，很荣幸与各界专家、同仁相聚北京，与来自全球的朋友相约互联网，共同纪念《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通过40周年。在此，我代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再次向与会的所有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正如此前安娜秘书长和卢鹏起副会长在致辞中所讲，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联合国贸法会）组织制定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公约》）从通过直到今天，宗旨就在于建立一个现代、统一而公正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制度，提升法律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经过40年的发展，《公约》已成为国际商事法律核心公约之一，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于1986年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正式参加《公约》的核准书，《公约》自1988年起在中国生效。一方面，《公约》成为中国法院和仲裁机构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依据。30余年来，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大体量的国际贸易有关争议受益于《公约》，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解决。另一方面，《公约》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和合同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公约》的大量运用和研究，也为《公约》的进一步发展积攒了丰富经验。中国作为《公约》在本国生效的第一批缔约国之一，其解释和适用《公约》的状况在世界上倍受关注。

作为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事仲裁以契约性为核心，具备高度的专业性和灵活性。这与同样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石，以中立、平衡为特点的《公约》有着天然的和谐衔接。联合国贸法会在致力于推动以《公约》为主的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的同时，一贯极其注重推动国际商事仲裁作为国际商事争议的重要解决方式。《公约》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非常频繁，仲裁的发展和《公约》的适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的商事仲裁始于1956年贸仲设立。经过65年的发展，商事仲裁在中国呈现出规模不断壮大、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的趋势。现如今，中国运用仲裁方式解决民商事纠纷的数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仅2020年一年，中国259家仲裁机构共处理案件约40万件，标的总额约为人民币7200亿元。2020年，贸仲受理案件3615件，争议金额达人民币1121亿元，其中一般货物买卖纠纷508件，占比14%。

作为中国设立历史最为悠久的国际常设仲裁机构，贸仲在涉外仲裁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丰富经验，仲裁员和裁决的国际性、专业性和独立性在国内外也广受认可。可以说，贸仲既是《公约》在全球发展的见证者，也是推进《公约》在中国适用的践行者。在中国，大多数适用《公约》的仲裁案件均在贸仲进行。早在《公约》对中国生效的第一年即1988年，贸仲就开始了对《公约》相关案件的审理。自1988年起至今，贸仲已经审结了数百起适用《公约》的案件。由于贸仲的仲裁裁决对于开展《公约》适用情况的研究具有良好的价值和较强的代表性，贸仲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贸法会法规判例法的报告工作，也是唯一向美国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的《公约》数据库提供案例的中国仲裁机构。《公约》数据库显示，1988年到2001年就已收录贸仲审结的关于《公约》的案例224件。从2002年到2020年，贸仲结案裁决库中统计的有关《公约》的裁决有553件。可以说，30余年来，贸仲在适用和解释《公约》方面积累了较多的实践经验，贸仲的实践对于《公约》的适用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长期的案件管理经验中，我们注意到，贸仲仲裁庭在审理《公约》案件中有如下几方面的重点问题，向大家报告和讨论：

一是《公约》的适用问题。首先，《公约》的自动适用原则在贸仲的裁决中得到了坚持和贯彻，据不完全统计，90%以上的涉《公约》适用案件都根据《公约》第1条第(1)款第(a)项所列的营业地标准自动适用《公约》。其次，在当事人约定适用中国法时，绝大多数仲裁庭也根据《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优先适用《公约》，体现了中国尊重国际条约的立法和裁判精神，事实上实现了《公约》在更广范围内的适用。第三，在《公约》并非争议的可适用法时，贸仲仲裁庭也会根据个案需要，参照引用《公约》条文来处理问题。《贸仲仲裁规则（2015版）》第49条明确给予这种做法以依据，仲裁庭应当根据事实和合同约定，依照法律规定，参考国际惯例，公平合理、独立公正地作出裁决。最后，贸仲的裁判实践也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仲裁庭对于当事人约定适用、排除适用或部分排除适用的约定都在裁决中进行了良好、恰当的体现。这与安娜秘书长在致辞中对公约精神的总结不谋而合。

二是合同的效力问题。《公约》作为一部国际普适性的统一合同法律，未对合同的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在贸仲实践中，仲裁庭通常会根据国际私法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适用的准据法，并以此为依据，结合双方的真实意思、合同的形式、订立过程、是否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等要素，对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和说明。这种做法更好地体现了契约精神，同时适应中国的司法审查，提高了裁决的可执行性。

三是合同的履行问题。合同方在履行中是否存在根本违约，是适用《公约》审理案件中的常见问题。从基本面看来，贸仲仲裁庭对于“根本违约”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把握都很准确，并据此很好地解决了由此引发的合同解除和解除后果问题。同时，通过《公约》第74条确立的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第75、76条分别规制的替代交易和市场价格的差价损失算法、以及第77条规定的减损义务要求，贸仲裁决在个案中公平、适当地处理了因合同履行不当而引发的损害赔偿问题。贸仲仲裁庭对于《公约》赔偿体系的阐述，与贸法会2016年《判例法摘要汇编》的表述也保持了基本一致。

四是电子数据的有关问题。《公约》对于合同形式的规定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贸仲所进行的仲裁实践中，仲裁庭注意到了当事人在合同磋商与订立阶段对于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的广泛使用。在贸仲所作出的仲裁裁决中，仲裁庭普遍尊重了在商业实践中广泛使用网上聊天记录、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电子数据交换方式订立合同以及保存证据的商业习惯。而对于电子证据的真实性，仲裁庭通常会判断发出者的身份、来源的可靠性和电子数据的完整性等因素，同时对案件的事实情况以及其他关联证据综合考虑后决定是否采信。提及这个问题，也是如同安娜秘书长提到的，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势必会对电子平台交易的形式和种类，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以及证据认定、审理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带来重大变革，那么，如何运用《公约》更好地解决这些新问题，也是我们争议解决共同体必须要审慎思考的。当然，在我们接下来的会议中，会用一个专题来进行讨论，期待各位专家能碰撞出精彩火花。

各位朋友，各位同仁！

中国孔子有云：“四十而不惑”。对于这句话，通说理解是人在40岁的时候，对于自己和人生的样貌和发展都有了更准确的把握，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也力图开启更广泛的认识。我认为，这句话同样表达了上下求索，不息于学的愿望和精神，这也是《公约》不断前行、为建立更好的国际经贸秩序而一直在路上的精神。

借用同等的精神，在2013年开始，贸仲委托清华大学法学院开展了“《公约》在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这一课题研究。此次，值《公约》通过40周年这一深具纪念意义的时刻，我们再次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成立课题组，对《公约》在中国的适用开展全面研究，以中文50万字的篇幅形成了“《公约》在中国仲裁的适用”一书。

未来，贸仲还将继续秉持和发扬推动法律融合统一、广泛合作交流的国际精神，在以下方面开展《公约》相关工作：

一是进一步提升适用《公约》的审理水平。一方面，就《公约》案件审理中的常见问题，加强仲裁员有关培训，加深对《公约》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另一方面，注意研判新冠疫情引发的相关产品进出口有关法律问题，加强对于数字经济带来的产业变革新形势新发展的关注，提升对于碳中和等绿色经济系列前沿问题的认识，以提前做好相关适用《公约》审理的应对，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积极稳妥发展。二是进一步探索《公约》相关判例的透明与分享。当下，相关判例和裁决的研究是推进《公约》完善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仲裁国际化发展的强烈呼声，贸仲也将就此展开有益探索，尝试以数字图书馆等方式分享典型案例和裁判要点，坚守仲裁保密性的同时，为仲裁的透明度和裁判的统一性再做贡献。

三是进一步推进《公约》的全球广泛适用。正如安娜秘书长所说，“一带一路”建设中，进一步扩大《公约》成员方的机遇显而易见。贸仲一直以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19年专门发起倡议，与40余家国内外仲裁机构共同达成了《“一带一路”仲裁机构北京联合宣言》。未来，贸仲也将利用这一平台优势，合作推动《公约》在“一带一路”的进一步推广适用。

各位朋友，各位同仁！

40年，《公约》已经超越一部实体法律而存在，它更代表着人类紧密联结、携手面对明天的希望。贸仲愿与国际各界一道，携手并肩，砥砺前行，共同推进《公约》的完善，共同推动国际仲裁的进步，共同打破国际经贸体制的尚存藩篱，共同努力实现人类的稳定繁荣发展！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