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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裁决被部分不予执行
仲裁庭不得主动干预合资公司股东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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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发布时间:2018-05-14 14:53:55

□ 陈延忠

2017年8月10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来宝公司与信泰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仲裁裁决一案作出裁定,对案涉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该案是中国法院第一次对SIAC快速程序裁决说不,可谓中国法院的“第一枪”。无独有偶,就在同一个月(8月31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SIAC仲裁裁决部分不予执行。

裁决支持赔偿

2005年12月26日,Bright Morning Limited公司(简称BM公司)和宜兴乐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乐祺集团公司)签订了《关于设立新乐祺公司之斜纹布生产合资合同》(简称《斜纹布合资合同》),据此设立了合资公司宜兴新乐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简称新乐祺公司)。该合同约定,本合同的签署、效力、解释、履行、修改和终止以及本合同项下的争议解决均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并约定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新加坡进行仲裁。

其后,乐祺集团公司拒绝登记BM公司委派的合资公司董事会成员、拒绝任命BM公司副总经理和审计经理等,双方发生争议。

2011年11月14日,BM公司针对乐祺集团公司就《斜纹布合资合同》的争议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被申请人乐祺集团公司也提出了反请求。

2015年8月26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新仲仲裁2011年第130号”(简称130号)最终裁决,裁决认定:(1)乐祺集团公司违反了《斜纹布合资合同》;(2)受下文第(4)分段的限制,斜纹布合资合同终止;(3)乐祺集团公司应向BM公司支付总计3840万美元,作为其违反《斜纹布合资合同》的损害赔偿金;(4)在本裁决作出之日起的14日内,乐祺集团公司应向BM公司支付损害赔偿金3840万美元。当乐祺集团公司全数支付后,《斜纹布合资合同》应立即终止,且BM公司(i)应被禁止主张其斜纹布合资公司的任何权利,包括其在《斜纹布合资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且(ii)应作出乐祺集团公司就BM公司在合资公司中所剩余的股权所合理要求的任何行动……

最终裁决作出后,乐祺集团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BM公司遂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最终裁决。

是否超裁存疑

本案中的主要争议问题是:超裁和违反程序。

关于超裁。乐祺集团公司主张最终裁决所裁决的事项均超出双方当事人仲裁条款的范围,主要体现在:第(1)项裁决乐祺集团公司违反了《斜纹布合资合同》,但BM公司从未提出要求宣告乐祺集团公司违约,该项裁决超出了双方当事人交付仲裁的范围。

第(2)项裁决BM公司在收到赔偿金后终止《斜纹布合资合同》,但BM公司和乐祺集团公司从未提出过终止《斜纹布合资合同》的仲裁请求和反请求。

第(3)项裁决给BM公司的3840万美元赔偿金中包含的1100万美元额外赔偿,是其他主体在《营销协议》及《技术许可协议》项下的利益,超出了本案《斜纹布合资合同》项下仲裁条款的范围,且不可分。

第(4)项裁决禁止BM公司主张其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股东权利,并以此作为BM公司获得赔偿金的前提条件。

关于违反程序。乐祺集团公司主张新加坡仲裁中心指定杨炎龙作为130号、131号案件首席仲裁员违反了《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简称《冲突指引》)第3.1.5条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第十条第(二)款。

乐祺集团公司还主张杨炎龙有两项没有披露的内容,违反了《冲突指引》第3.4.1条及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第十条第(四)款。

乐祺集团公司另主张:新加坡仲裁中心指定Smith先生作为130号、131号案件的仲裁员亦违反了《冲突指引》第3.1.5条;Smith先生亦存在不实披露的情形,违反了《冲突指引》第3.3.3条。

适用公约审查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由于我国和新加坡均为《纽约公约》的成员国,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83条的规定,对本案的审查应当适用公约的相关规定。

在涉案最终裁决是否具有超裁情形的认定上,法院认为,最终裁决第(2)、(4)项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规定的情形,而不能被承认和执行。

首先,股东权利是基于公司法律制度而产生的法定权利,并非约定权利。本案仲裁庭解决的争议仅限于合资双方围绕合资合同发生的争议,而非能将其管辖延伸至合资公司本身。

其次,BM公司与乐祺集团公司在仲裁请求与反请求中,均未提出有关BM公司在合资公司的股权问题,在仲裁过程中亦未有任何一方提及股权限制及转让。仲裁庭为平衡双方利益,避免BM公司获取所谓“双倍赔偿”,主动干预BM公司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股东权利,既超出双方交付仲裁的争议范围,也超出了双方交付仲裁决定的事项范围。

但法院同时认为,裁决第(2)、(4)项与第(1)、(3)项具有可分性。裁决第(5)、(6)项涉及仲裁费及其他费用的分担问题,亦可与超裁的第(2)、(4)项进行划分。

在仲裁庭的组成是否与仲裁规则不符上,法院认为,乐祺集团公司主张仲裁庭的组成与仲裁规则不符,应承担举证责任。乐祺集团公司还主张上述两仲裁员违反《冲突指引》规定的披露义务,且不论两仲裁员是否确实有《冲突指引》规定必须披露的情形,但是《冲突指引》并非强制性法律规范,而且违反《冲突指引》也不必然违反仲裁规则。

最后,乐祺集团公司提出的仲裁庭违反仲裁规则的各种情形,其在仲裁程序中已全部向仲裁庭提出异议,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已经按照其仲裁规则进行了审查,在要求BM公司进行回复后,最终作出了仲裁庭组成的决定。综上,乐祺集团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红线不可跨越

本案纠纷为香港公司与内地公司之间的合资合同纠纷,为典型涉外商事纠纷。但本案有其特点:合营双方矛盾激烈、案情复杂、裁决金额高。本案虽然部分支持了被执行人的抗辩,但没了支付条件的限制,申请人反而可以直接申请执行该仲裁裁决金额,这一情况也是极为罕见的。

本案是2017年8月继SIAC快速程序裁决被上海一中院不予承认与执行后,SIAC裁决再度被中国法院(部分)不予执行。两案看似偶然,但颇有意义。

一方面,说明了SIAC在国际商事仲裁市场上快速崛起以及其审理的涉中纠纷不断增多,类型多样。根据2018年国际仲裁调查,SIAC已成世界第三大仲裁机构。另据SIAC2017年年报统计,2017年度其新收425件,争议标的总金额高达40.7亿美元,中国当事人已成第二大用户,共有77个(不含香港38个)。

另一方面,两案也凸显SIAC在快速崛起的同时,对中国这一庞大市场和执行地时仍多少有些水土不服。

对于仲裁裁决额外裁决的1100万美元,法院认为,不论其自由裁量的依据正确与否,其处理的仍然是BM公司与乐祺集团公司间关于违约及赔偿的事宜,并未涉及《营销协议》和《技术协议》的其他合同当事人,也未处理该两份协议项下的争议,不构成超裁。

但法院认为仲裁庭主动干预BM公司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股东权利,既超出双方交付仲裁的争议范围,也超出了双方交付仲裁决定的事项范围。因此,构成超裁。这一裁判思路也给审理合资合同纠纷的中外仲裁庭敲响警钟,不可轻易跨越红线,以免裁决被撤销或不予执行。

本案还涉及外国仲裁庭如何适用中国法的问题。根据本案中合同约定,仲裁庭应以中国法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那么,仲裁庭适用中国法,是否要受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和复函的拘束?其拘束力多大?实际上,本案仲裁庭并非没有意识这一问题。

本案也凸显出由外国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在以中国法为准据法时,如何遵循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乃至在复函中体现的裁判尺度的问题。 (作者系厦门海事法院法官)

(责任编辑: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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