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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因为坏人一般都是以坏的名义与形式出现的，惹得起，咱惹；惹不起，咱躲；既惹不起也躲不起，咱起码有个防范心理、应急措施，尽可能地把危害与损失降低到最低点。而小人则不然。他们经常把自己装扮得很正常、很正经、很无辜甚至是很纯洁、很可怜、很善良，待取得你的认同、理解乃至完全信任后，则冷不丁地回头一口，让你在毫无意识的状态下，刹那间便会血流如注、剜心蚀骨，痛苦、狼狈不堪，以至于事隔多年后想起，还能感觉到那种疼痛、懊恼、尤其是恶心。

　　第一次遭遇小人时，我还在部队上服役。尽管没有什么显赫、重要的职务，但毕竟是在机关工作的，跟首长们朝夕相处，公谊私交，两相亲密。这年秋天，一个应该是相当熟悉的老乡找到我，反反复复地叙说家庭困难、个人原因，希望我在领导那里通融一下，能安排其在年底转业回地方。并硬塞给我一篮子５０个鸡蛋去打点。这点东西，现在听来简直是个笑话，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已经算是一份“厚礼”了。反复推辞不掉，我只好厚着脸皮把这篮鸡蛋送到了首长家。首长倒也豁达、干脆，认真地听完我拜托的事后，表示如果想转业的干部自述的困难属实，应该可以照顾并答应帮忙。但同时又叮嘱，干部转业是大事，他一人说了不算，要到常委会上平衡、决定，并不一定能遂其所愿。告辞后我向那名老乡据实转述，该人千恩万谢，从此静下心来等候佳音。

　　不料没过多久，那名首长被一纸调令调往其他部队任职了，到年底时这名老乡干部也未能如愿转业。按说，家事小于国事，个体服从全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这名老乡却十分心疼他托我送出去的那一篮子鸡蛋，几次打电话暗示我：“老弟，我那事总得有个结果吧？”最后，干脆派老婆找到我的办公室来。面对如此结局，尤其是还要顾及首长的口碑与官声，无奈之下，我只好上街买了５０个鸡蛋。

　　把鸡蛋往桌子上一摊，我把老乡请到我办公室，对他说：“你的事情应该分为两部分吧？”他不解，我又说：“第一步，你托我办事；第二步，通过我托首长办事。是吧？”他说：“对对对。”我又说：“领导给你办的事没办成，但你托我办的事我给你办得很漂亮——你让我把５０个鸡蛋送出去，我送出去了；你让我把５０个鸡蛋要回来，我要回来了。”他说：“对对对。”“因此，我办成了一半事，你就应该留下一半的鸡蛋。”我做了结论。然后我当着他的面，一五一十地点出了２５个鸡蛋，在他扭曲的五官注视下，一把摔出了窗外……

　　第二次遭遇小人，是在最近。几年前到南方某名山老区开会，刚一住到宾馆便有一酷爱杂文写作的“文学老年”找上门，说是慕名前来、冒昧拜访，然后拿出一叠习作，对小他至少２０岁的我一口一个“李老师”地谦恭叫着，希望得到指点。回到单位后，他隔三差五地又是打电话又是寄作品。有一次在电话交谈中，我无意地提起他们当地土产的一种竹杯子很有特色，不料几天后他就寄过来了十个。此后，他仍是不厌其烦地寄来作品，不厌其烦地电话催问。在勉为其难地发了他两篇小稿后，我只好婉转地好言相劝：按照你的年龄与当前的水准，搞杂文创作应该是很难达到发表的最低标准的。不如改弦易辙、就此罢手，要么弄花怡孙、安度晚年，要么种点山菌蘑菇、竹笋木耳之类的土特产，也好补贴一下家用。

　　如果是识趣或者有自知之明者，就应该知道我的据实相告纯属善意，至少也应该懂得“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基本常识。但这位仁兄偏不，没过多久便给我寄来一封信函，这次闭口不谈他的作品习作了，也不再称我“老师”了，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你还记得我送给你的十个竹杯子吗？虽然不是很贵，但也是我花私款买的。你肯定不在乎这点小钱。况且，你作为报社总编辑，肯定是什么消费都能报销的。所以我把发票寄来了，一个４．８元，共４８元整，你就给处理了吧？嘻嘻！”（李二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