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网记者 袁定波

　　小李是一建筑工地的工人，休息时，他来到老陈的游戏机店玩游戏。老陈让他先把上次欠的十块钱还了，否则不让他玩。小李一怒之下，就掐、勒老陈的脖子，使老陈窒息而死。

　　“案情并不复杂，小李也供认老陈是他杀的，照理说，这个案子就可以结了。”近日，记者在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采访时，该院副院长薄其红对记者说。但一一剖析《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中有关证据证明力规定，薄其红发现：认定小李杀人的证据存在诸多疑问。

　　犯罪现场小李的指纹或脚印、小李掐老陈脖子留下的指纹……检察机关移送的证据列表中都是缺失的。

　　薄其红表示：“证据在刑事审判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和基础。但由于我国现有证据立法过于原则，有关证据问题的司法解释不健全，实践中，怎么认定证据的取得是合法的，怎么判定证据之间具有关联性，怎么断定这些证据可以证明犯罪事实，一直无章可循，也深深困扰了刑事审判法官。”

　　“对刑事证据作出规范是当前刑事审判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薄其红说。

　　试水———统一证据规定建议稿在七家法院展开

　　采访中，东营中院刑二庭庭长徐峰手头就有一个案子，被告人老胡因涉嫌抢劫被提起公诉，在庭审中，他当庭翻供，说自己在公安机关做的口供是被逼的。

　　徐峰在翻阅老胡的供述时发现，公安机关一共给老胡做了五份笔录，其中有两份老胡坚决否认这起抢劫是自己干的，而另外三份笔录中老胡则供认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是该认定老胡的认罪口供有效，还是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认定无效？如果被告人供述被确认非法言辞证据被排除，而该案其他的证据都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构成该罪的，又怎么处理？徐峰犯难了。

　　“刑事审判这么多年来，没有完整的切合审判实践的证据规则，仅有的几条是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较笼统的规定，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徐峰有着切身体会。

　　今年3月，建议稿实证研究试点工作在全国7个法院展开，东营中院被确定为7个试点法院之一。该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了详尽规定，徐峰急切地盼望着建议稿上升为司法解释。

　　据介绍，该规定在东营法院试点以来，今年1至10月，东营中院刑事一审案件已判决生效的有一百多起，无一起上诉、复核后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

　　“法官认定证据的能力，案件审判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薄其红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建议稿是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委托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起草的。为修改完善规定，使之更加适应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需要，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山东东营中院、云南昆明中院、吉林延边中院、广东深圳中院、广东佛山顺德法院、北京海淀法院、北京东城法院为试点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建议稿的实用性将经由试点工作的开展而经受实践检验。而作为试点法院也将提出刑事案件第一审程序的“样板”案例并对规定结合审判实践进行修改和完善。

　　突变———证人出庭率从1%到试点案件中的44%

　　法官对证据进行“估推”，认为这些证据足以认定罪名就可以了，缺乏明确可操作性；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但证人不出庭怎么办，证人出庭怎么采取保护措施，证人出庭路途遥远怎么办，证人应出庭而不出庭原来所做的书面证人证言是否采信？东营中院刑三庭庭长马曰全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这些恰恰也是建议稿所要回答的，证人出庭制度改革东营法院也给出了“范本”。

　　“改革前，审判的依据基本上来自于侦查机关提供的口供和其他书面证明材料，证人不出庭成了刑事审判的常态，‘卷宗审判’严重制约了控辩式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进程。”徐峰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在2002至2004年间，东营中院所审结的391件案件中，有证人出庭的案件4件，仅占全部案件的1%。

　　早在2005年8月，东营中院被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确定为“刑事审判程序改革”项目试点单位后，确立了“附条件口证规则”，此次试点确立了两类案件证人必须出庭，对于有争议的案件和死刑案件，主要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徐峰介绍说，证人出庭作证，改变了目前书面证言决定案件裁判的局面，为案件的公正裁决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事人双方对判决均予以认可，提升了判决的公信力。

　　“身份证上显示的出生日期是阴历的，按阳历算，我当时还不到18周岁。”因抢劫罪被判处10年的陈兵不服判决，向东营中院提起上诉。然而，包括派出所证明、户口簿、学生证等在内的大量证据均与“未满18周岁”之说相左。徐峰经审查发现原审认定可能存在问题。

　　在辩护人的申请下，法庭通知了陈兵所在村的支部书记和文书2名证人出庭，经控辩双方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结合其他书证材料，法庭认定陈兵犯罪时确实未满十八周岁，当庭依法对原判决作出改判。

　　东营中院刑一庭庭长张志刚认为，证据制度改革以来，法官自身素质提高了，裁判文书说理更加充分，哪个证据能认定哪些情节十分明了，与此同时，证人出庭，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

　　薄其红介绍说，在试点改革中，该院还确定了证人补偿的标准，如证人提出要求经济补偿的，规定证人为出庭往返的交通费可由法院如实报销；证人的误工费根据东营地区人均收入，按城镇人口100元/日、农村人口50元/日的标准进行补偿。

　　对比改革前后的有关数据，徐峰惊喜地发现：证人出庭作证率明显提高，从改革前的1%骤然提升到了改革试点案件中的44%。

　　　建议———构建证人保护和惩戒制度体系

　　“证人出庭在现实中有阻力，将来的统一证据规定能否明确规定证人必须出庭的情形。有了强制性规定，证人即使不想出庭也必须要出庭，这样才有可能改变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马曰全认为。

　　证人证言在整个刑事证据体系中基本处于中心地位。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要求，它作为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不仅是查明案件真相的重要手段，也是落实直接言辞原则，实现控辩式审判模式的基本条件。

　　记者了解到，我国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然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由于并未构建起证人出庭的制度体系，在诸如证人出庭的范围、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证人的保护与补偿、证人的惩戒、证人不出庭的不利后果等基本问题上均未作出具体的规定。

　　“证人不出庭几成常例。”徐峰告诉记者，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言等言辞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公诉人摘录或宣读卷宗中所记载的笔录，书面证言在庭审中畅通无阻，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归于虚化。

　　刑事案件证人不出庭作证，影响了审判质量，贬损了司法公正，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

　　东营法院在调研中发现，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与当事人熟悉或怕遭报复不愿出庭指证的占到46%，因路途遥远出庭不便而未到庭的有31%，而不知去向无法联系的占到了23%。

　　徐峰认为，证人保护制度和证人惩戒机制的缺失是证人出庭率低的主要原因。他建议，应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和惩戒制度。证人接法院通知后不出庭的，可采取拘传、司法拘留的强制措施强制证人到庭。证人接法院通知后，无法定不出庭情形而不出庭，又无合理解释的，法院可对证人处以1000元以上的罚款或15日以下的司法拘留；情节严重的，以藐视法庭罪，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建立证人保护和经济补偿制度，规范应出庭证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